指南

3.探寻延安整风

1941年到1942年期间,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一次建党20年来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全党整风运动。整风的原因主要是随着党和革命队伍的不断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的成分也日趋复杂,暴露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其次,是建党以来党内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肃清。尽管遵义会议以来确定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指挥,但由于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没有肃清,在延安逐步衍生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形式主义)三股歪风,严重阻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多源自资本主义大工业产生的强大工人阶级队伍之上的。而我国革命的起点却并不是建立在强大工人阶级队伍上的。虽然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但由于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所限,党和革命队伍中的成分,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毛泽东同志始终敏锐的洞察和关注革命队伍自身的建设,是他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标志之一。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红四军的党员成分做过具体分析:1929年上半年,红四军中共有党员1324名,其中工人成分311名,农民成分626名,小商人100名,学生192名,其他成分的95名。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23%对77%。到了1942年,全国党员数量近50万人,但仍维持在这种复杂的构成状态中。要使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党员队伍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自建党以来,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如主张城市暴动使南昌起义失败,长沙起义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直到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转移,到达陕北后红军由十几万人减到三万人。血的教训是非常深重的。但是,其错误路线的根源,却因革命环境的紧迫等原因,一直没有在全党进行过统一的整顿和肃清。相反,在延安表现得很突出。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多种场合,各种会议上严肃的强调党内存在的问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尖锐批评:“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中更具体的批判:“闹这种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

因此,毛泽东同志郑重强调:“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

延安整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的。党中央下决心利用近两年的时间,一面应对战争时局,一面以主要精力整顿党风。整风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出马,人人进行了动员讲话;筛选规定学习22个马克思主义文件,要求逐个学深学透;用3个月的时间集中整改,要求人人写出整改笔记,并逐级进行检查;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反省,诚恳地向组织进行自我批评,对同志间存在的问题,进行毫不掩饰,一针见血的批评。通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式,实现了毛泽东同志要求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全部保留下来”这一伟大整风运动的目的。

延安整风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阶级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水平,使党和革命队伍政治上、思想上、作风纪律上空前团结统一,使革命事业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以革命精神煅造出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一直是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和人民军队性质的法宝。为千秋万代留下来宝贵的精神财富。

探寻28年革命历史,透析以上历史焦点,科学而又清晰的诠释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实行两个“最彻底决裂”革命精神的含义:无产阶级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是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有机统一,只有完成好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才能最终实现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目标。

(二)社会主义制度下亟需坚守革命精神

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含义和来源,弄清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阶级斗争和公与私的斗争中产生的经过,必须坚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继续革命精神,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被一些人抛弃,在一些人的心中模糊不清,在多元化思潮的喧嚣中,其文化符号也在意识形态领域被边缘化甚至销声匿迹。致使党内“四风”和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严重侵袭危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坚守革命精神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素性,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以及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素性是区别资本主义及其他任何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其核心是充分体现社会的民主、平等、公正。其灵魂是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在这里,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有一种错误观点,迷惑误导着人们,这就是把发展生产力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素性。这是极其荒谬、贻害无穷的。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违背了逻辑科学有关概念的定义。社会主义制度下要把发展经济和科技作为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任务,但不是唯一的任务,更不能当做社会主义的本质素性放到统领一切、压倒一切的位置。道理很简单,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制度同样也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但是他们的经济科技再发达,毕竟依然是对内剥削压迫,对外侵略扩张的资本主义、霸权主义,绝不会因此变成社会主义。因为社会制度的本质素性不是以经济科技的发达与否来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生产资料的性质及其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性质来决定的。

这一观点的分歧,看似思想理论的分歧,实则关系到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确是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发展生产力就是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于是把不顾一切的追求物质财富当成了终极奋斗目标,致使形成物欲横流的社会逆流。然而,对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来说,则是怀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故意诱导人的欲望放纵,企图改变社会主义的本质素性。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积极的应对措施。

以先进的思想引领社会还是以欲望诱导,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一致是个脉络清晰的事关把握社会主流的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儒家杰出代表荀子在《荀子·大略》文中就深刻阐明:“义与利者,人之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古代先贤们对“义”和“利”的关系大都有着统一的认识,即道义和利益这两个东西,是人们生来兼有的,但是如何摆正二者的位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却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和结局。尧舜时期虽不能去掉人们追求利益的欲望,但是能做到使道义的追求高于对利益的追求;而桀纣时期恰好相反,主张对利益的追求胜过对道义的追求。因此,荀子得出结论:道义胜过利益的就是安定的社会,而利益胜过道义的就是混乱的社会。君主重视道义那么道义就能胜过利益;君主重视利益,那么利益就会胜过道义。因此,尧舜时期和桀纣时期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

道义高于利益,道德高于生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血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主流。两千多年后,我们顺应历史主流,历经艰难曲折,终于实现了人类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少数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逆潮流而动,终将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

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手中并没有什么物质财富,更没有掌握全国政权施惠于人民,却能最广泛的动员起全国人民,以雷霆万钧之势,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统领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靠的是把握了社会主流的力量。对此,稍有点文化,有点理性的人都不会置疑。

问题的关键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还需要不需要、应当不应当,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为灵魂,去统领经济、政治、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回答是肯定的、毫不含糊的!原因很清楚,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必须进行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最终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其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没有继续革命的精神进行有力的斗争和打击,社会主义制度会时刻面临侵袭和颠覆,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对此,毛泽东同志在1963年5月9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高瞻远瞩,振聋发聘地警告全党和全国人民:“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用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毛泽东同志对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危险性的科学分析,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所证实。

二是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必须适应并反作用于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由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还会广泛存在,必须建立和不断完善适应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以马克思必须实行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为指针,通过长期地,切实有效地政治思想工作,引导各阶层群众不断开展破旧立新,破私立公的思想革命,才能不断使广大群众树立起为公的思想觉悟,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与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进而形成全面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才能逐渐培养起全民族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文中号召全党:“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而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然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过程中的1955年,在《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中再次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正是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坚持以政治思想工作为统帅,发扬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较短时间内,奇迹般的建立起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政治思想基础,以及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强大国民经济基础和国防科技基础。对此,在“让事实见证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一文中,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进行了论证,在此不予赘述。

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培育出来的部分典型代表的简要事实,以此进一步佐证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意义;以期对那个时代持有疑议和困惑的人给予启迪作用,点燃以革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健康发展的信心和动力,以革命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的执着追求。

大庆精神:大庆精神产生于1960年全国石油会战时,遵照毛泽东主席“把石油贫困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去”的指示,大庆人以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务实精神;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精神;在北大荒茫茫原野上,靠简单的工具设备和异常艰苦的生活条件,开创出震惊中外,以举国欢庆为背景而命名的“大庆”油田来。大庆油田的开创,甩掉了我国石油贫国的帽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现实大庆油田已由“石油的血脉之都”资源型城市,发展成综合型城市,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

大庆精神的亮点是铁人王进喜精神,即“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忘我拼搏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艰苦奋斗精神;“甘愿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的埋头苦干精神。“四不一为”精神:即“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会战。”“三老四严”精神,即;“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等等。

大庆精神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两个“最彻底决裂“的主体思想,充分展示了只有坚持主观世界的革命,才能改造好客观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大寨精神:大寨精神是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集体主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一心,敢叫日月换新天,誓把山河重安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大寨原是山西省昔阴县大寨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是个仅有80户人家的贫穷小山村。1963年夏天,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使大寨大队遭遇了毁灭性的袭击。全村800亩土地中有139亩梯田被冲为平地,41亩庄稼被沙土掩埋,其余620亩几乎绝收。全村270间窑洞房屋塌了190间,63间成了危房,80户人家,78户无家可归。面对集体经济的严重损失,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他们不等不靠,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不图回报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建起了一排排崭新房屋组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把“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穷山村,改造成高产稳产,旱涝保收的米粮川,集体生产的粮食亩产增长了七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自此,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极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把全国集体经济的发展推向新阶段。在革命精神的指引下,大寨如今已打造出30多种名牌产品,人均收入过万元,远远超出全国农村人均收入水平。

华西精神:半个多世纪来的华西村,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村”。江苏省华西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村,通过上世纪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21世纪腾飞等阶段目标,先后取得了农业样板村美誉。从单一的农业转到农、工、商、建、游五业并举,通过节能减排和转型升级,目前已形成“海运海工,旅游航空,物流储运,资源金融,提升三农”为主的科学产业结构。达到了全村共同富裕的目标,既没有“亿万富翁”,也没有“两手空空”。合并于华西村周围的20多个村建成的“大华西”村,做到了“基本生活包,老残有依靠,优教不忘少,三守促勤劳,生活环境好”的精神物质双富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半个多世纪来,华西村一直坚持集体经济发展道路,走出了一条以革命精神带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路。老支书吴仁宝经常向海外游客介绍:“华西村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富脑袋比富口袋更重要。”华西村要求支部每个党员要成为为人民服务的一面旗帜:“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是每面旗帜的左右铭;“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奖金”是老支书吴仁宝为支部班子定下的老规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华西村集体经济繁荣强盛的精神支柱。

南京路上好八连精神:1949年上海解放后,八连从硝烟弥漫的战场来到热闹繁华的南京路,同其他兄弟连队一起警卫上海。他们在出色的完成了警卫、训练、生产等项任务的同时,始终恪守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做到了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在南京路上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扬。1963年4月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以“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拒腐防变,坚守革命精神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雷锋精神:雷锋精神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树立革命精神支柱的楷模,妇孺皆知的榜样。但是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雷锋精神同样被淡化了,这是不争的事实。雷锋精神的本质和核心,是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爱憎分明的阶级斗争观念所换发出来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正如雷锋同志所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因此,雷锋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美德,皆源自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爱憎分明的阶级斗争观念,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必须实行的两个“最彻底决裂”的思想,这也是我们如何把雷锋精神一代一代真正传承下去,值得特别关注和专门研究的重要课题。

以上简述的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华西精神,南京路上好八连精神,雷锋精神等,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整个国家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正是以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使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素性的优越性,以坚强的精神支柱挺起了民族的脊梁,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以这种革命精神,荡涤了几千年遗留下的剥削制度的污泥浊水,彻底铲除了“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颓废堕落的社会污垢,使党风廉洁清明,社会风清气正,人民广泛的享有着民主、平等、友爱的生存权力;党和国家政令畅通无阻,形成空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正是以这种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一盘散沙的落后面貌,建立起系统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科技基础。

2.“四风”与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亟待呼唤革命精神

“四风”是怎样产生的?物欲横流的社会逆流是怎样形成的?是我们阐述这个话题不可廻避,必须回答的问题。看懂历史,便会看清现实;看清现实,才会把握未来。

我党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和机械唯物论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历来都是持怀疑和动摇态度的,一旦得势,他们还会蛊惑一部分人随波逐流。他们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却并没有真正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因此,在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等思想方面,并没有完全入党或者完全没有入党。因此,一有风吹草动,一遇到困难挫折,就会以种种借口,甚至打出马克思主义旗号,把共产主义运动的理想和现实紧密联系的辩证关系扭曲和割裂开来。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顾现实,抛弃理想,直到投敌叛变,成为历史的罪人;致使改革开放以来腐败分子层出不穷的衍生,至今未得到遏制。

曾任中共“一大”代表、代理书记的周佛海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他曾因革命时期的艰苦生活说过:“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因此,致使信仰缺乏,立场动摇,大革命时期就与国民党右派沆瀣一气,其思想与党在思想理论的分歧越来越大,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不交党费,不参加组织活动,甚至到处散布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当投入国民党蒋介石怀抱后,公然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连国民党反动派都痛恨这样的叛徒。可见人一旦为物欲所惑,就会丧失灵魂,不知羞耻,无异于禽兽。

同样,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唯物质利益马首是瞻的右倾机会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竭尽诬蔑歪曲之能事,把我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政治思想统领业务工作这一党的一贯优良作风,以及以革命精神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现四个现代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实践活动,诬蔑为极“左”,并以解放思想为借口,全面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致使党内一部分趋炎附势,低级庸俗的人推波助澜,形成一股利益至上的社会逆流。其主要表现,就是党中央正在全党整风纠正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以及政权机关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风气颓废堕落,生存环境恶化等严重社会问题。

“四风”和物欲横流的严峻社会现实,违背了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无疑问,他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自身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主体思想,违背了毛泽东主席曾一再强调和践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的一次最猖狂、最持久、最危险的进攻。斗争的胜败如否,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兴盛衰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以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思维,在全党自上而下开展反对“四风”的整风活动,大大提振了全党全国人民克服“四风”,抵制物欲横流的信心。

如此同时,还应当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唤醒国人的麻木和沉湎,发扬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以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自觉克服和抵制“四风”和社会逆流。

“四风”和社会逆流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极为广泛而深重的恶劣影响。尤其令人惋惜和痛心的是给一代代不明真象的后来人,他们即将承接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却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本来“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这类资产阶级的做人信条,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常环境中,早已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腐朽思想,而现实却成了许多人冠冕堂皇,理直气壮的终身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前后两个30年的巨大反差,诠释着人们对当今做人难,做个好人更难的社会共识。

2012年江西卫视播放的电视剧《婚巢》中,有个集中反映这种社会现实的情节:毕业于名牌大学、品学兼优,网络技术高超的主人公立男,与靠办假证谋生的寥哥共同租住在一个宿舍。寥哥三番五次拉拢立男利用网络手段一起办假证,都被这个德才兼备的“馒头哥”严词拒绝。可是,因为要与真诚相爱的恋人买房结婚,穷尽了一切办法仍未凑足买房的钱。在立男万般无奈,备受煎熬之际,寥哥又发话了:“别一天到晚老想着道德啊,信仰啊,这东西填不饱肚子。”听了寥哥的话,立男终于含泪,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纠结,为寥哥通过网络手段办了一次假证。立男最终突破道德防线,动摇了既有的健康精神支柱,故然内因是主要的,然而更应当看到“金钱万能”,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对原本正直善良人们的无情摧残,诠释了做个好人难的社会现实。

有共识,更有呼唤,毕竟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代表了人类社会的主流,乃人心所向,势不可挡。

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编辑视线”栏目刊登了赵蓓蓓同志“心灵蒙尘,制度也会蒙羞”的好文章。文章以敏锐的政治视觉集中概括了当今社会物欲横流的一个缩影:当今国人大都忙于权力、财富、业绩、享乐的追求中,内心被各种各样的欲望占据、充满,没有了反观自省的时间与空间。现在还有多少人思考人应该是怎样的,人的行为的尺度在哪儿之类的问题?许多人心灵蒙尘已久却不自知。一些利益熏心的人,已经没有了做人的底线,没有道德感、正义感、羞耻感,没有对法律的尊重,对职业和职责的敬畏,更没有公与私的界限。毋庸讳言,在观念里没有公与私的界限,在当今中国已非常普遍,所以,吃公家的,用公家的,拿公家的,花公家的就变得自然而然,司空见惯;所以滥用公权力、以权谋私、挥霍公款、铺张浪费等才会屡禁不止,久治难愈。所以,不断强化的制度,一再重申的红头文件,措辞严厉的禁令,形同虚设,熟视无睹。作者在深刻聚焦物欲横流的客观现实后,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呼唤:所以,我们在完善制度的同时,更需要心灵的重塑,道德的重建。由此,充分凸显了当今以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破私立公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付理事长、博导、教授、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田建国同志撰文指出:高科技要求高道德。当今世界最大危险不是原子弹,不是核云盖顶,而是人类道德堕落,最大残疾是人类心灵残疾。科学技术发展未必能带来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提高,搞不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没有人性的科学技术是“洪水猛兽”,只有知识没有人性的“人”,是出圈的狼,是发出的原子弹,祸患无穷,比没有知识更可怕。高科技被素质不高的人利用,就会给社会和人类带来灾难。田建国同志以严厉的措辞,有力批驳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悖论,旗帜鲜明的呼唤人性道德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统领地位,以高昂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回击了当今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的社会逆流。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杰出教授金一南少将所着《苦难辉煌》一书,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在我看来,不仅是该书深入挖掘出中国28年革命历史中更多鲜为人知、震撼心扉的动人细节,更重要的是浓缩在前言中开门见山的接连发问:“我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若除去个人富足再不为其他事物感动,该怎么获得挺住身躯的脊梁?钱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吗?”之后,则以蕴意深长的简练语言回应:“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以此,拉开了写作全书的序幕。深刻揭示和启迪人们,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苦难到辉煌,靠的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激励人们以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在《苦难辉煌》的一次主题演讲中谈到:“如果没有思想,解放出来的就都是欲望。”中国最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非是没有选择而是历尽选择的结果。”在“追寻信仰的力量”一文中阐述写作《苦难辉煌》经过和动因时,深有感触的谈到:“今天的物质条件已极大丰盈,但如果没有同样的精神条件、信仰的力量,我们前行的力量就会变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条件,绝不仅仅是一堆物质指标。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这一堆物质指标真的能够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吗?这当然已超出了本书探讨的范围,但却是本书写作的很强动因。”

以上专家、学者、将军对“四风”和物欲横流问题的思索痛斥和批驳,对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的践行和倡导的呼唤,充分表达了现实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坚守的迫切和期盼,展示出党和人民把握社会主义主流的强大力量。

我们任何时候不可忘记,“四项基本原则”在党的基本路线中的统领地位。只有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才能使党的基本路线有核心、有灵魂,充分体现出党的基本路线的权威和导向,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我们任何时候不可忘记,《宪法》中昭示的共和国的国体:“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才能避免失去社会主义国家的体统,以坚强的精神支柱挺起民族脊梁,以强大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敬畏党章、宪法,敬畏和践行宪法昭示的国体,亟待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三)以革命精神实现家庭形态的转变

家庭在社会制度的容纳和引导下变化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素性必然要求家庭与之相适应。前面我们曾叙述过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素性,以及社会主义家庭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要实现家庭的本质素性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素性相适应,需要弄清社会主义家庭的本质素性。

社会主义家庭的本质素性,是指以爱情为基础结为夫妻建立的家庭核心,以民主、平等、公正的社会关系为准则,形成的新型亲情关系的家庭。社会主义家庭的这一本质素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成家庭核心的夫妻必须建立在以爱为基础之上的。抛弃了左右婚姻的经济的及其他一切因素;二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必须建立在民主、平等、公正的原则基础上。很明显,这是任何社会制度的家庭所不具备的社会主义家庭的根本特征。

要实现这一人类家庭史上前所未有的根本转变,必须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行,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实行“两个最彻底决裂”的革命精神指引下方能完成。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所面临的家庭状况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必须清醒面对实现社会主义家庭本质素性的原始出发点。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所面临的家庭形态,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遗留下来的家庭形态。也就是说,既有封建社会的家庭特征,也具有资本主义社会家庭的家庭特征。其封建家庭特征主要表现是:“三从四德”,即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三纲五常”: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其本质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规范、束缚家庭的道德伦理标准。

而资本主义家庭特征,恰如《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揭示的那样:“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以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更具体指出的:“在今日的资产阶级中间,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最为通常。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出卖为奴隶。”

总之,这两种家庭特征的存在,都是建立在阶级压迫的社会基础上的。因此要实现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以及民主、平等、公正的家庭关系,必须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此同时,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还必须在自我发展过程中,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同自身存在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丰富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大量事实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对自身存在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远比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革命艰难曲折、复杂而又深刻的多。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以上所述旧的家庭关系,如妻子服从丈夫,儿子服从父母,以及纯粹的以金钱关系建立起来的婚姻等观念,千百年来有着极其广泛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恰如鲁迅先生在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应怎样做父亲》文中所说:“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着绝对的权利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是对这种社会基础形象而又真实的写照。事实上,在很多普通人中间,受影响的情度并不亚于通过暴力革命被打倒的压迫剥削者。这是正确认识家庭问题最为重要、而又恰恰容易被现实的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因此,有必要认真追溯和深刻认识,这个至今仍是引发各种家庭矛盾却又是诸多人没有清醒认识到的潜在的重要问题:即私有制产生于家庭,阶级剥削和压迫起源于家庭,国家同样也起源于家庭的根源性的私有观念问题。

对此,恩格斯在《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深刻揭示:“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现在我可以补充一句:在历史上出现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开辟了一个一直持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恩格斯所揭示的,正是延续至今的诸多家庭矛盾丛生,一些家庭难以和睦却总是找不到正确办法的根本原因所在。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存在,是家庭中的万恶之源。

第二,家庭固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家庭自我革命的客观现实性和艰难性。既然私有制、阶级剥削压迫产生于家庭,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子女的压迫与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同时存在。那么,在无产阶级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剥削压迫的革命中,自然应当包括家庭。但是,在客观现实中,却并没有也不可能在家庭中,进行一场妻子推翻丈夫,子女推翻父母的暴力革命。那么,家庭中普遍存在的压迫奴役问题,只多能使压迫者的家长在残酷斗争地主资本家的过程中受到震惊而已。这个看似幽默滑稽,严肃而又无奈的现象,却真实而生动的反映出完成家庭革命转变的艰难而又复杂的特征。因此,便使得抛弃旧家庭的痼疾又是多么的任重而道远。另外,家庭本身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和私密性特征,值得认真关注。其主要表现是自然的固有的习惯势力和生活方式。如“家丑不可外扬”。妻子无故受到丈夫打骂,明知不对,却习惯于忍气吞声,“忍辱负重”,承受着人格尊严的摧残;子女无故受到父母的责怪打骂,只能躲到墙脚偷偷抹眼泪,使稚幼的心灵蒙受痛苦和煎熬。此情,国家和社会的功能会全然不知,无能为力;家长在外吃喝嫖赌,妻子儿女即使知晓,在权威面前也无能为力抵抗。

第三,由于以上原因,要使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家庭转变成社会主义家庭形态,仅靠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泛泛宣传教育的方法去实现是远远不够的。对此,一些人会听之任之,自以为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无可奈何。加之家庭固有特征的庇护,往往会使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仅仅停留在文件上、纸面上、口头上,难以从根本上撼动和改变根深蒂固的旧家庭形态。

以上所述的种种原因,充分说明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要实现由旧的家庭形态向社会主义家庭形态转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完成这一人类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必须遵照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实行的“两个最彻底的决裂”的革命精神,从根本上完成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伟大革命;于此同时,党和国家还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带领亿万人民同自身存在的私有观念坚持不断地自我革命。

从1953年到1956年间,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政治思想工作为统领,掀起了全党全国群众性的破私立公的自我革命高潮,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这个奇迹不仅表现在实现了千百年来人类梦寐以求的平等享有生产资料的权力,享受到民主公平,当家作主的人格尊严;也不仅表现在人民的生产力得到充分发挥,以飞快的速度建立起雄厚的国民经济基础,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更重要的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普遍革命和自我革命运动,使全国人民深深地触及了灵魂,震撼了心扉。懂得了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什么是旧思想旧观念,什么是社会主义新思想、新观念。真正建树起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精神家园!以破私立公焕发出的强大历史潮流,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的习惯势力,较短时间内剔除和肃清了旧社会几千年遗留的腐朽堕落的社会积弊。为旧家庭形态向社会主义家庭形态过度扫清了障碍,创造了优越的社会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然后,于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两部国家法律的颁布,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素性;同时,精深的设计规划出社会主义家庭的崭新形态。

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国家道貌岸然,名目繁多的家庭法律条文,都是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但是,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仅靠这两部法律规范,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全国较为普遍的实现了社会主义家庭形态。以金钱、权势等关系为基础,一夫多妻、纳妾、以及伴随的嫖娼、卖淫、通奸等历史上腐朽的婚姻制度彻底铲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禁锢被打破;“家长制”作风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使之威风扫地。以爱情为基础,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一夫一妻制基本实现。展现出夫妻和睦,尊老爱幼,邻里团结的崭新的家庭风貌。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全国妇联等社会组织的倡导引领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创建社会主义五好家庭活动,使社会主义家庭形态不断完善。当时的五好家庭标准是:政治思想好,生产工作好;家庭和睦,尊敬老人好;教育子女,计划生育好;移风易俗、勤俭持家好;邻里团结、文明礼貌好。从中可看出社会主义家庭形态在革命精神引领下不断完善发展的概况。另据权威史料统计显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30年中,是离婚率最低的时期,基本保持在0.5‰的低水平,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那个时期社会主义家庭形态的积极稳定的状况。

家庭稳定,则社会稳定;家庭和睦,则社会和谐。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30年,社会主义社会表现出人人爱集体、爱国家;人与人之间表现出纯真的同志式关系。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成为社会人际关系的主流。

综上所述,实现社会主义家庭形态的转变,要从根本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两个彻底决裂“的革命精神,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本质素性开创的优良社会环境中,以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为统领,激发不断破私立公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克服旧思想、旧观念、陈规陋习,形成为公的社会主流。旧家庭才会在优越的社会环境中,在自觉的、不断地自我革命过程中,完成向社会主义家庭形态的转变。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建立开始,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一革命精神永远不可停顿,不可懈怠,不可转移,不可放弃!唯有如此,社会主义家庭形态才能在不断完善中实现和睦幸福,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有健康稳定发展的社会基础。

(四)以革命精神应对家庭危机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家庭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改变着既有的社会主义家庭形态,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以爱情为基础的恋爱婚姻观悄然嬗变。据《2011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本次调查收集的30384份有效问卷中,有92%的女性选择对方“有稳定收入”为结婚的必要条件,近七成女性选择“男性要有房子才能结婚”;80%的受访单身女性认为男性月收入4000元以上才配谈恋爱,其中有27.1%的人认为,男性月收入10000元以上才配贪恋爱。不难看出,以爱情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婚恋观,正在向以金钱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婚恋观演变。

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离婚人数和离婚率持续上升。据民政部门统计,2010年全国共196万对夫妻离婚,仅2011年第一季度就有46.5万对夫妻劳燕分飞。近些年来离婚增幅出现急剧攀升趋势,平均增幅高达7.65%,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离婚率超过1/3。婚姻解体,家庭破碎的形势惊世骇俗。其根本原因,并不主要是爱情破裂,而是利益熏心,欲望放纵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所使。有这样一个丈夫,为了富起来以后的资金绝对归个人所有,居然连自己的妻子都隐瞒。在商业活动中,为了不让妻子发现,始终选择以付全款的方式置业,不能贷款的这个硬伤,一直是他扩大自己资产的障碍,但为了隐瞒妻子,他宁愿咬牙挺住。还有的丈夫,为了隐瞒妻子,采取了选择代理人管理资产,其矿产、加油站等资产全由朋友管理,而告诉妻子的是仅在那些产业有点股份。在由代理人管理这个巨大隐患和被妻子知悉之间,他宁愿选择那不带感情色彩的隐患。

利益熏心,欲望放纵带来的不仅是把爱情弃若敝屣,连自我定位也已经迷失,婚姻对他们而言,如其说是在告别配偶,不如说是在告别过去的自己。据国内一大型网站发布的《2011—2012年中国男女婚恋调查报告》显示,多半被调查者有异性知己,有的省份男性“红颜知己”高达74%;另据济南维情公司负责人介绍,在接手的200起离婚案件中,80%源于第三者插足。正是这种嬗变的人越来越多,对家庭提出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另外,由于社会分配不公,各阶层差距的扩大,也让不少人觉得如其靠自己努力,不如直接与权力和财富联姻来的更便捷些。这就是社会经常流传的“嫁得好,少奋斗十年”,“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肯坐在自行车上笑”的一些人的婚姻观的真实写照。在一切商品化的社会环境下,有卖当然就有买。2011年媒体披露广州“亿万富豪求偶秀”的新闻,使社会哗然。在富豪开列的条件中,从相貌、学历、到“女性的纯洁之身”等一应俱全,唯独抛弃爱情这个根本因素,这和马克思揭示的资产阶级纯粹金钱关系的婚姻如出一辙。也正是在这种一切商品化的社会环境下,赤裸裸的性交易有了市场,使嫖娼卖淫活动猖獗,屡禁不止,屡打不灭。严重挑战着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改变着社会主义的本质素性。

第二,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失去了应有的家庭依托和精神慰藉。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口达到1.78亿,占总人口的13.3%,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以上,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留守儿童3000万,全国2亿少年儿童群体中,流浪儿童多达150万。老年人精神慰藉的缺失,使这个群体中精神病、抑郁症甚至自杀现象时有发生;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抚养,凄楚痛苦的生活使儿童群体中自闭、多动、孤独等各种疾病频发,甚至走向流浪,违法犯罪的道路,令人痛心不已。

那么,这些老人、儿童权益遭受侵害,得不到法律规定的应有保障,违背社会主义家庭本质要求的原因何在?责任在谁?不可否认,有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而家庭更是有着直接的责任。前面各章节中我们已进行过很多个案例剖析。综合梳理不难发现,两亿多农民工远走高飞打工,多有挣钱使家庭富起来的念想,以及因工作需要两地分居的无奈等正当理由。但是对真正心底无私、有责任感的家庭成员来说,这并不是对父母尽孝、对配偶子女尽责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会把事业和家庭二者的矛盾有机统一起来,两相兼顾,这样的感人事例很多。

值得追寻的是,这些人中不少揣着个人的小算盘:有的在外建立了“灰色夫妻”的小家庭;有的隔三差五嫖娼、通奸,沉迷于异性知己的个人享乐之中。满足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家里的事情很无奈”,放弃家庭责任,追求扭曲的人生价值目标上来。此是一些家庭老人、儿童蒙受困难生活甚至导致家庭破裂的潜在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嬗变,是道德的缺失、沦丧所致。

第三,旧的“家长制”习俗在一些家庭中复辟,在诸多家庭中时隐时现,成为当今诸多家庭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激烈的利益竞争,残酷的丛林法则,使一些家庭的父母置规范社会主义家庭的法律于不顾,把社会组织的正义呼唤当耳旁风,重新恢复了旧的“家长制”陈规,衍生出具有时代“创新意味”的“狼爸”、“虎妈”;重新操起了罚跪、罚站等棍棒、巴掌,夺走了一个个天真可爱、蓓蕾未放的稚幼生命,让人呼天喊地,心如刀绞。原本应试教育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一些父母却全然不顾,为了成名成家,出人头地,硬是牵着孩子的鼻子逐个特长班报名,把孩子应有的节假日、星期天安排的满满当当。还有的家长虽然没有动武,却是大事小事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致使家庭生活争吵不断,不得安宁,亲子关系疏远,重新回到了旧家庭深深的代沟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儿童身体状况居然排在资本主义国家之后,甚至有的健康指标世界排名倒数一、二。不能不使一切有良知的人谴责:这是对生命的摧残!这是对祖国未来的摧残!是丧失人性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恶性!

以上家庭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其实质是封建家庭形态和资本主义家庭形态对社会主义家庭形态的侵害和挑战,是无产阶级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表现的重要领域。斗争的结果关系到新生的社会主义家庭的存亡。因此,不能不使我们从党章和宪法中所昭示的“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的立场上严肃认真的对待,采取针锋相对、切实有效的措施应对挑战。按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根本上打击和铲除剥削制度的社会及家庭形态在现今的表现形式及其陈腐观念。

以革命精神改造社会主义家庭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深刻反思现今的社会生产资料是否真正实行了公有制,还是形式上公有制实际上个人或少数人占有国家、集体、家庭的生产资料?不然,为何会出现公有制企业中“高管”工资个人说了算,比普通员工高出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为何会在家庭中对配偶隐瞒家庭财产?现行的农村家户经济形式如何体现出公有制的性质?这是社会主义家庭形态能否维持的经济基础。失去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家庭就不复存在。党和国家应倾力洞察,以革命的精神和措施,切实予以解决。

加大打击家庭中违法犯罪的力度。对弱待、遗弃老人和儿童的违法行为应彻查严办,绝不姑息、迁就。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应建立健全有效的家庭违法、违犯社会主义道德的监督管理机制。从城市到农村,基层组织应做到掌握每个家庭安慰状况,以便随时发现和调解各种家庭矛盾。

党和国家机关应建立各级公职人员家庭道德考核档案,做为称职与否及升迁的重要条件。

彻底清除“黄赌毒”及黑社会组织对社会主义家庭的侵袭危害,铲除其滋生蔓延的土壤,这是检验我们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

没有革命的精神和行动,便难以改变现今家庭坏境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以革命精神改造主观世界。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鸡蛋因得适当温度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化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根据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原理,抵御家庭的危机和挑战,关键是以革命精神改造主观世界,充分发挥家庭内在因素的作用。

从人类家庭演进的历史中我们知道,家庭是私有制产生的根源,是阶级和阶级压迫产生的基础。由旧的家庭形态转变到社会主义家庭形态,经历了长期的艰辛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家庭自我革命的过程。而要有效应对现今外部环境的威胁和挑战,维护社会主义的家庭形态,要比完成社会主义家庭形态转变更加艰巨和复杂。因为现今大多数人、大多数家庭没有亲身经历过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立场容易淡漠;要真正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树立起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实属艰巨复杂,任重道远。既要坚定不移,又不可简单粗暴;既需要革命精神的原则,又需要革命的方法策略;既需要辛勤工作,又需要坚持不懈地与自身存在的私心杂念作斗争。通过自警、自省、自纠、自励的一贯坚守,方能逐渐培育起来。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机结合的自我革命过程。实践中,可遵循以下方法:即经典润心法、楷模启迪法、后果警告法、前景展示法。

经典润心法:要从古今中外的经典名着中寻求把握社会主流的人生和处世态度,找到不断破私立公,净化灵魂的精神依托。如古典名着《大学》中“欲齐其家者,先修起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于正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论语》中“吾曰三省吾身”,“礼之用,和为贵”,“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为我们提供了通过用心读书思考,把握世间万事万物发展的规律,从意念上和内心深处掌握人生处世的正确态度。

近代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所着《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等名着,应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主人的必修课。应该认真读懂弄通,能使我们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为什么要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如何将共产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等重要原理;清晰地明确什么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

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永载史册,光照千秋。在他的全部着作和文稿中,所说的每一句话科学严谨,言之有物,经得起推敲,更经得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很容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激励人民忠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尤其在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值得千秋万代永远传承。

贯穿毛泽东思想的一条主线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是他终生践行的目标。他曾为自己定下三条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先后牺牲了六位家人的宝贵生命,他对家庭充满亲情和关爱,却在公与私的关系处理上要求极为严格。1947年10月8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谈到:“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符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1948年已满26岁的毛岸英与恋人刘思齐定下终身,请求父亲结婚。毛泽东却严厉地指出:“按照解放区的法律,女方必须年满18岁,男方必须满20岁,思齐还不满18岁,你们必须守法,不能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有半点特殊。”致使一对热恋中的爱人因女方仅差几个月的时间就到法定年龄的婚姻搁置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结婚。

毛泽东同志的言语和行为,充分体现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伟大出于平凡的崇高风范。是鼓舞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自觉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家庭挑战的最有效的武器。

楷模启迪法:在家庭生活范畴,古代先贤、当代英雄和道德模范,从不同历史时空和家庭生活侧面开启了先河。时常触摸他们的身影比照自身,能够点燃人性的光芒,感到自己渺小而汗颜;聆听他们感人肺腑的平凡话语,会使人在迷惘中摈弃私心杂念,辨清前行的方向和力量。三国时期大名士孔融出了事,他的两个不满10岁的儿子以“覆巢无完卵”的爱家精神,自愿与父亲一起服刑;西汉时期齐国管粮仓的长官淳于被人告发,其女儿缇萦甘愿赴京面对皇上,以身为奴相许,替父赎罪。感动了汉文帝,赢得了文帝信任,免除了父亲肉刑,换取悔过自新的机会。春秋战国时期的贤相冕婴与妻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流传千古,体现出夫妻间平等相爱、相敬如宾的美好夫妻生活。宋弘不惧权贵,不图财色,“糟糠之妻不下堂”的夫妻真爱,对当今色欲放纵、喜新厌旧的人是个有力的鞭挞。处在两千多年后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触摸古代先贤家庭生活中夫妻儿女的故事,会使色欲熏心的人羞愧难当。使故意摆脱父母儿女累赘的人愧对亲人,进而激发出破除欲望,点燃向善的力量。面对现今家庭的挑战,前文所述的以真诚爱心4年用歌声唤醒植物人妻子的丈夫,一个父亲13年的寻子之路,一个儿子的孝行抉择,一女养八老感天动地的故事,以及带着病父上大学,母亲为女儿捐肝,弟弟为哥哥损贤等爱心故事,以无私的奉献诠释着当今的社会主流精神。触摸他们的身影,感悟他们的境界,能够不断增进抵制私欲的决心和意志,提升出污泥而不染的人生品位,维护社会主义家庭的和睦稳定。

后果警告法:人在欲望放纵的状态下,往往不计后果。而一旦放纵的后果需要付出代价时,方感到懊悔。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把这种心理过程倒过来的思维方式,便是后果警告法。即从放纵欲望的后果出发,警示自己自觉抵制、克服欲望。比如,从轻率离婚的后果中,珍惜既有的婚姻。从现实离婚率攀升的潮流中,表现出明显的复婚潮流,究其原因,是后果警告的效应。据调查,离婚夫妇的共同感悟是为追求性爱的新鲜感所致。而离婚后给儿女及家庭带来的痛苦和纠结,使他们良心发现,断然抛弃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行为和腐朽观念,换来了理智和宽容,使得破镜重圆。值得现实家庭生活中,因类似原因使婚姻动荡不安的的夫妻很好借鉴,以免重蹈覆辙。

再如,从家庭暴力的后果警示出发,克服欲望,消除暴戾。家庭暴力往往是夫妻感情破裂,影响子女心理健康,直至厌学、辍学、犯罪和自杀的重要原因。爱发脾气,常生事端的家庭成员,当时常想到动辄暴怒、撒野多是欲望放纵,心胸狭窄,只顾个人发泄,不顾他人权益;只顾眼前出气,不顾将来会给家庭带来痛苦和个人终身悔恨的后果时,便会痛下决心,改掉恶习。便能以纯洁的心灵,宽容大度的胸怀,营造出社会主义家庭的和睦温馨。

前景展示法:以美好的前景展示,激励战胜私欲的勇气和决心,最终达到理想追求的家庭目标。夫妻和睦,儿女争气,家庭幸福,是人人向往和追求的社会主义家庭前景。然而,要实现美好的目标,必须面对现实,面对平淡和细微的具体生活,把理想和现实有机统一起来。比如,以爱情为基础结成的夫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国情、民情所决定,许多夫妻可能达不到百分百的爱情基础,其中难免暗中掺杂着个人内心深处追求的私心杂念。如相貌、姿色、钱财、权势、家庭背景等等。这种状况,在婚姻生活的初期阶段和相当时期内,尚表现出夫妻恩爱,家庭幸福。但在漫长平淡的家庭生活中,一旦夫妻一方所追求的私心杂念损色或不复存在,原本恩爱幸福的家庭生活会无形中逐渐淡漠,进而矛盾纷争,相互挑剔的不和睦现象会频发,往往又察觉不出原因所在。当遇到外部诱惑时,家庭危机便会悄然降临。

此时,当倍加珍惜新婚初始阶段的甜蜜生活,坚信既有的婚姻基础,憧憬美好的未来能够达到或者超出新婚初始阶段的恩爱幸福。以此激励自己自觉摒弃掺杂在恋爱婚姻初始阶段的瑕疵。以纯洁的心灵,积极地心态坦然面对和正确处理现实婚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纠结,就一定会实现幸福美满、天长地久的婚姻生活。

再如,应当坚信科学规律所揭示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潜质,都有自己光明的前途。在此前景展示下,为人父母者便容易理智、坦然地面对孩子的一切。以自我革命精神,破除急功近利的资产阶级思想,克服好高骛远的虚荣心。唯有如此,才能遵循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善于发现孩子的闪光点。以自身良好的形象为孩子做榜样,以理智科学的方法,为孩子创造出实现人生价值的优越环境。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歌词称道:“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它不怕风吹雨打,它不怕天寒地冻。它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巅。”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坚守革命精神磨练出来的人格形象。以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立身处世,社会主义家庭就能够经受住任何风险和挑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营造出温馨幸福的家庭生活。

社会主义家庭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容纳和引导下产生和发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维护社会主义的本质素性,绝不是单靠发展经济,追求“富起来”所能解决的,更不能放任不择手段的发展去坚持。原因很清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贯穿于个人、家庭、社会的基本矛盾冲突依然是公与私的矛盾冲突。没有破私立公的斗争,树立和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婚姻观就会成为空谈;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婚姻观就会泛滥成灾,危害家庭,祸国殃民。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对传统的私有制关系和私有观念实现最彻底决裂的根本指导思想,就会丢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物质的丰富和文化科技的繁荣就会失去应有的社会主义属性。在我国两千多年的阶级社会中,物质文化繁荣的时期时常出现。但是却并没有改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社会现实,其根本原因是失去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阶级斗争和公与私的斗争中产生的,阶级斗争和公与私的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将会长期存在。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必然面临被侵袭和颠覆的危险,是不容抹煞的社会现实。因此,坚持阶级斗争和公与私的斗争,是维护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不可替代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必须清晰和遵循的根本途径。把握破私立公的社会主流,并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恰恰相反,它能从真正意义上推动社会生产力全面健康发展,充分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健康向上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创造优越的社会环境,为家庭的温馨幸福、长和久安提供不竭的动力。

面对当今家庭和社会现实,强力引导和践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尤其是自我革命精神,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实际、最有针对性的重大战略举措。遗憾的是这种精神30多年来淡漠了,甚至放弃了。我们有责任扞卫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国体及家庭的尊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头开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伟大战略思想,无疑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有力倡导和引领。遵循党中央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维护社会主义国体,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将会充满希望。

2013年10月15日

书写家庭的美好未来

——撰写《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文稿始末

2004年,我家在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家和万事兴”大讨论的基础上,家庭成员集体讨论通过了我家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规章》。《规章》分前言及家规、家风、家长、家教、家庭关系、家务管理六章,计两万余字。

为切实落实《规章》的各项内容要求,我又用了10年时间笔耕不辍,于2013年10月脱稿,撰写了30万字的《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文稿,用以不断督促和启发家庭成员有效的落实家庭《规章》。10年的书写诱导,十年的探索实践,收到了满意的效果。我和老伴及两个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八口之家,自上世纪90年代,儿子分别结婚生子后,在近20年的家庭生活中,一直相处在一起。尽管家庭生活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总体来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乃至整个家族之间、族戚之间、邻居之间和和睦睦,相互体贴,相互帮衬,相互理解,其乐融融。孙子、孙女健康成长,儿子及儿媳全身心投入工作,为社会为国家做出了积极地贡献。我和老伴为有这样一个家庭感觉很幸福。

《规章》及整个文稿产生的根本动因,是家庭和社会现实生活的迫切需要。结婚了,不懂得婚姻生活的真谛;成家了,不会管理家,治理家。致使家庭生活处在一种盲目的“松散型”家庭状态。磕磕碰碰,争争吵吵的事时有发生,使本应和睦温馨的家庭生活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面对发展变化而日渐复杂起来的家庭生活,作为一家之长,既不能漠视放任,又不可简单粗暴。然而,耐着性子和家庭成员细细讲道理吧,大人忙碌,孩子闹腾,的确没有太多时间;而简单粗暴对待,不仅于事无补,还会引发新的矛盾。于是我萌生了制定家庭规章的决定,先用家庭规章规范家庭成员的言行,然后再慢慢实施教育。

我想起“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古训,用心学习探究《大学》、《论语》、《礼记》、《颜氏家训》、《诸子家训》等古代先贤的优秀治家经典,决定把“义礼”作为治家的切入点,把社会主义制度下民主、平等、公正的本质素性作为贯穿家庭规章的主线。同时,根据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国家发布的一系列规范社会主义家庭生活的法律法规,充分体现在家庭规章中,让家庭成员熟悉掌握,落实到具体家庭生活中去。《规章》正是在这样背景和指导思想下,经过多次起草修改,全体家庭成员逐条讨论通过而产生的。《规章》从家庭生活的全方位规范了家庭成员应当怎样做,不应当怎样做,并简要深透地阐明其中的道理。《规章》的建立,使每个家庭成员有了明确的遵循,一旦家庭成员偶有不合《规章》要求的言行,其他家庭成员的提醒,也不易当做挑剔而引发新的家庭矛盾,起到了自警、自律、相互鞭策、润物无声的功效。

改革开放以来,在物质生活充盈的同时,家庭生活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无论目睹周围的四邻,还是放眼全国的三亿多个家庭,离婚率持续攀升,甚至家庭成员间互相残杀的悲剧不断上演。破碎的家庭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儿童离家出走,甚至违法犯罪;嫖娼卖淫,违背人伦的颓废堕落现象呈蔓延趋势;诸多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的生活冷落、凄凉。这一切时常令我忧虑、揪心。面对外部不良环境的影响和自己所在的家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时常在心中涌动,保家为国,服务社会的责任感,使我产生了深入探寻现今家庭动荡不安的根源,如何从根本上治理好家庭的强烈念想,也是本“规章”制定后,续写《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的根本动因。

10年间,我先后购买了《四书五经》、《二十四史》、《颜氏家训》、《诸子家训》等十多册历史经典,购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文集》、《毛泽东文集》等现代经典,以及若干涉及家庭、社会等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每年订阅五份报纸。在认真阅读学习的同时,时常把针对性强的书籍及书中的段落及剪报,让全家人逐一传阅,并适时讨论,形成共识。然后有针对性地融入写作的文稿中。每写完一个章节,复印若干份,给每个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乃至朋友人手一份,阅读后听取他们的感想和意见。用这种自然和谐的方式,不断牵动家庭成员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责任感的神经,使家庭成员在家庭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方法上不断形成共识,家庭的凝聚力及和睦温馨的氛围日渐浓厚、稳定。

《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的命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客观真实反映。是每个人、每个家庭必须清醒面对、熟练把握,用心珍惜的沉甸甸的历史使命。宪法总纲明确昭示了我们的国体:“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理应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家庭。我们在日常的文字交流和语言沟通中可以简称为“家”或者“窝”,但是,切不可因此淡漠无视和混淆了“社会主义家庭的本质素性”。国家、社会、全民应大力宣传倡导,使社会主义的家庭理念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为了从根本上弄清社会主义家庭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家庭,我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反复学习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生前关于家庭问题研究的手稿,撰写的近20万字的名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名着,阅读了《毛泽东家书》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关于家庭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文稿从“人类家庭的历史变迁”入手,从五个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家庭的基本特征”,使家庭成员从传统习惯势力形成的陈腐家庭观念中解脱出来,逐步认识并形成了民主、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家庭理念。

然而,如何使社会主义的家庭理念变为现实,面对物欲横流、“金钱万能”的社会氛围,仍是一个重大而极具挑战性的话题。对此,文稿以重点篇幅,用大量鲜活的现实事例及历史事实,从“家庭中的万恶之源”在于一个“私”字,“社会主义家庭和睦之本”在于一个“公”字的论述中,启发和激励家庭成员深刻理解和把握,“破私立公”是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的根本途径。

毋庸讳言,现今党内存在的“四风”也好,颓废堕落的社会问题滋生蔓延也好,皆源于亵渎和漠视了公与私的概念,没有了公与私的界限,放弃了破私立公这个治家的根本。为此,文稿在“家庭中的隐形私欲”一章中,从七个方面揭示和论证了家庭中不易察觉和认知的隐性私欲:支配、强迫、溺爱、饲养、懒惰、挑剔、陈规陋习。这些表现在我所观察到的大多数家庭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却又没有认识到它的性质及危害,甚至发生了家庭悲剧,也只是就事论事,没有从公与私的矛盾斗争的层面上挖掘其根本原因所在。

在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反复领悟中,深化了我对家庭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一直以来,总认为是阶级社会产生了传统的家庭,其实恰好相反。按照恩格斯的论述,是专偶制家庭产生了私有制,是专偶制家庭中男子对女子的压迫产生了社会中的阶级压迫,进而产生了维护阶级统治的国家,可见,私有思想私有观念在家庭根深蒂固的渊源,突现了破私立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的重大战略意义。

同时,在不断学习和写作过程,我还发现了家庭较之社会的特殊性。固然家庭较之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社会属性,但是,细胞和整体相比毕竟是脆弱的,从国家层面看,如果有一两个人或少数人违法犯罪,则无碍于整个国家大局;但是,对一个家庭来说则不然。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一两个人违法犯罪,那么整个家庭就可能破裂或崩溃。即使没有违法犯罪,违反了家庭规章,也不可粗暴野蛮对待。因为这与社会主义和睦家庭的本意是相悖的。因此,在前言中特此提醒:值得全社会用心关注,有关专家集中研究攻克的家庭建设难题。对此,我的感悟是,必须把教育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的根本功能。以社会主义家庭的全新理念,努力探寻理智科学的教育方法,从家庭生活的各个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细心耐心、持之以恒的坚持家庭教育。这也是我坚持不懈,不畏艰辛写作《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文稿的又一强劲动因。对此,文稿通过“真诚的爱心”、“宽容的胸怀”、“沟通的境界”三章,以生动感人的事实和丰富的哲理阐述了“修身齐家”的时代特征。面对子女们忙碌的工作和繁杂的家务生活实际,家庭成员间以文字的方式进行书面沟通,既自然和谐,又严肃庄重,能够从更深层次上化解家庭矛盾,形成思想共识,增强家庭的和睦幸福。由于这种潜移默化的写作交流影响,自从上了小学和初中的孙子、孙女,每逢重大节日、长辈生日,或者自己做错了什么事,都能以贺卡和书面文字方式送给长辈真诚的祝福或诚挚的坦白,看后令人动容,并逐渐学会关爱他人,融入群体。一种健康向上的文化力量日渐营造着家庭的和睦温馨。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培育关爱他人、关爱群体、关爱国家的无私精神。对此,文稿从“把握人类社会主流”、“坚守革命精神”两章,详细阐述回答了这一根本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名着,《共产党宣言》中振聋发聩的宣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无疑问,他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一科学论断,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条主线,背离和放弃了这条主线,社会主义事业及社会主义家庭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毛泽东同志在《纪念白求恩》名着中深刻指出,只要具备了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贯穿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基本矛盾冲突是公与私的矛盾冲突;反观现实党内“四风”,以及社会及家庭颓废堕落的各种乱象,无不源于私欲放纵的结果。因此,唯有把握人类社会的主流,坚守革命精神,沿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持之以恒的坚持“两个彻底决裂”,树立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才能使个人、家庭和全社会建树起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道德操守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否则,一切便只能是陷入空谈、奢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高瞻远瞩的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吹响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集结号。为此,文稿在“坚守革命精神”一章中,根据大半生经历的感悟积淀,详细介绍了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的实际生活中,如何破私立公、坚持自我革命的方法:即经典润心法、楷模启迪法、后果警告法、前景发展法。

“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不断书写积累家庭建设经验,精心规划用心描绘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蓝图,传承子孙后代,必将开创社会主义家庭的美好未来。

2014年2月

郝恒高

第十八章 把握人类社会的主流 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典名着《共产党宣言·资产者和无产者》一节中,开宗明义,言简意赅的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开国领袖毛泽东同志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名着中精辟的透析:“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种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卓越的继承者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阐释,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是毋庸置疑、无可争辩的真理。

我们只所以来探寻这个问题,是由于家庭在社会的容纳下生存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必须直面、不可廻避的问题;再则,潮流本是反映客观规律的用语,然而,现实中有关潮流的问题,诸如“适应历史潮流”,“紧跟时代潮流”,“随潮流而动”等等,常成为一些人“跟风”跑的口头禅,盲目引动的助推力。最终却并没有纳入主流,而是随波逐流,或者卷入了逆流。使家庭陷入动荡困惑中,难以自拨。究其缘由,皆因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所致,未能把握人类社会的主流。

阶级斗争是破私立公的最高形式,破私立公是阶级斗争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相辅相称共同作用与人类社会的统一体。是彰显人类光芒,秉持人间正道,开创人类社会,把人类社会由低级不断推向高级阶段的根本动力。

近现代以来,随者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共产主义的兴起,在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更没有泯灭。相反,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和不断变换的斗争手段,每日每时的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进行了大量的,丰富的,切合实际的论证(在此不一一列举)。需要突出强调的一点是,破私立公的斗争,对执掌社会主义政权自身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尤为突出:一念间不失为人民的公仆,一念间则又会沦为党内叛徒;一念间成为抢险救灾先锋,一念间则又会成为站在人民对立面的腐败分子。不胜枚举的一念间,表面上看似没有你死我活的搏杀,没有疾风暴雨式的争斗,却在吞噬者一个个原本纯真的人民公仆;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改变着人民政权的性质,污染着社会主义鲜红的旗帜,并不亚于拿枪的敌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危险和挑战。这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新特点。可见,以破私立公净化出的精神家园在现实形势下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更佐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阶级斗争定义为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是多么科学精辟的论断。

在人类已经经历的历史阶段以及将来无穷的历史进程中的任何阶段中,公与私的矛盾斗争始终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斗争形式和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破除私欲,树立公心,始终是人类社会、人类家庭进步和幸福的主流。用心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主流,是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的根本途径。

(一)人类社会起源于群体观念

现今浩浩荡荡,芸芸众生的人类社会是从哪里来的,这是研究家庭建设不可不追溯和探究的问题。

19世纪美国科学院院士、着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谈到:蒙昧阶段是人类的形成阶段。刚开始的时候,毫无知识,毫无经验,没有火,没有音节分明的语言,没有任何技术,处于蒙昧阶段的祖先们就在这种状态下着手进行伟大的战斗。首先是图生存,然后是求进步,直到他们免于猛兽之害而获得生命安全以及获得固定的食物为止。摩尔根的论述,回答了人类社会的产生“首先是图生存,然后求进步”

那么如何图生存呢?根据我国考古学家发掘研究的成果,我国在没有确切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历史,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大约经历了上百万年。在人类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人的体能较之其他猛兽极为悬殊,简单的砾石和木棍等工具,难以抵制猛兽的伤害,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在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的结论是可信的:“北京人的工具和生产技术都很原始。为了获得必要的食物和抵御猛兽的侵袭,他们必须结合成群,否则就无法生存。这种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

人类的这种原始群为什么会形成区别于动物的强大力量而摆脱动物群的特征呢?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说:“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没有嫉妒,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根据生物学家的考察,在高等脊椎动物的家庭中存在着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对配偶制;在这两种家庭形式中,都只许有一个成年的雄者,只需有一个丈夫。雄者的嫉妒,既链接又限制着动物的家庭,使动物的家庭跟群对立起来;由于这种嫉妒,作为共居生活较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场合成为不可能,而在另一些场合则被削弱,或在交尾期间趋于瓦解。而人同样处在原始的杂乱的性关系状态,然而能够做到相互宽容,没有嫉妒,充分证明了人能够遏制原本与其他动物共同存有的性欲。

由此,便会清楚的发现,能够遏制欲望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走向人类社会的起点,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源头。遏制欲望就是破私,服从和服务群体就是立公。人人都把群体利益当成个人生存的最高原则,就是群体观念。群体观念古人称之为“天”,谓之“道”,反映的都是宇宙间最根本的道理。有了群体观念,就会产生坚不可摧、战无不胜的人类社会。

群体观念的产生和群的力量形成是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古代社会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群的力量的形成,使人对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不断发明,不断创造。火的发现和使用,不仅能够取暖和防止猛兽侵袭,而且熟食使人的体能和智慧进化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新石器和陶器的广泛使用,我们的祖先又从狩猎、采集为主进入到锄农业和畜牧业,等等。使生产力不断发展。如此同时,也促进了人类自身,人类家庭及社会也由起初杂乱的性关系群居状态不断向新的状态发展。

由此可见,从人类社会起源于群体观念的历史事实出发,能够开拓视野,提升境界,才会自觉的把人民的共同利益放到高于一切的位置,把为人民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主流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二)反抗剥削压迫的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国自夏王朝建立以来到近代中华民国的建立,经历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的转变,以及几十个朝代的阶级社会的历史。每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每个朝代的更替,都或多或少的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根本的动因,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大多数人民,反抗少数压迫剥削的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

最早的一次,是公元前209年7月爆发的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其原因是秦始皇(秦王政)的急政暴虐。农民生活非常凄惨,只能过“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的日子。公元前210年,秦二世皇帝即位,为继续修长城,建阿房宫,农民的赋税徭役达到了极点。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以“税民深者为明吏”,以“杀人重者为忠臣”,可见压迫剥削的惨暴。人民走投无路,为死里求生,在安徽宿州大泽乡,由陈胜、吴广领导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建立了以汉高祖刘邦为皇帝的西汉政权,产生了史上着名的“文景之治”,即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文帝景帝继续汉高祖刘邦的“与民休息”的成规,制定了一系列顺民心、合民意的执政措施,减免赋税徭役,解放了生产力,恢复和发展了生产。

汉高祖建立西汉政权后,由于长期战乱,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大量流亡异乡,不得耕作。还有一些农民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卖儿卖女,或者自卖为奴隶,经过战乱的城市,人口大量减少,商业萧条。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物价昂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直百金。汉高祖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民不聊生。因此,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战略政策,逐步采取了以下六项措施:(1)参战部队的官兵皆解甲归田,并按战功大小予以奖赏;(2)号召在战乱中流亡人口各归本土,恢复故爵、田宅;(3)以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4)抑制商人,不许他们穿丝绸衣服,操兵器,乘马车,不许他们做官,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5)减轻农民的田税;(6)命丞相萧何定九章律,较之秦朝的法律大为缓和。公元前179—141年,为文帝景帝统治时期,文帝景帝除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战略政策外,在一些具体措施上又有新的发展。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全免田租;景帝元年复收田税一半,并为汉朝定制;徭役减为三年一次;缓解对山林湖海的戒禁,促进了盐业、铁业及农付业生产的发展。同时,文帝景帝提倡节俭,反对侈靡之风。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隋朝末年,隋文帝、隋炀帝为满足统治阶级挥霍奢侈生活,大搞土木建筑,加之继续修长城,开凿运河等国防交通工程,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赋税徭役,在修建各项工程中,官吏强迫农民过度劳动,先后有上百万壮丁死于徭役。农民由于缺乏劳动力和耕畜,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黄河,长江流域广大地区,重要的起义军有七八十支,最终在李密、窦建德为主两大起义军的攻击下,隋朝土崩瓦解,隋炀帝被杀。

唐高祖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唐朝,统一了全国。不久,唐高祖的次子李世民继位为帝,是为唐太宗,国号贞观。李世民称帝后,开创了史上着名的“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突出特点首先是以民为本的思想。唐太宗经常和大臣讨论治道政术,从历史吸取教训。据《资治通鉴》记载,他们认识到农民反抗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引起的,只有“去奢省费,轻徭薄役,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才能巩固统治。贞观君臣反复引用《荀子·王制篇》中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激励自己。唐太宗还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是非常可贵的。

其次,萌生出民主意识和作为。唐太宗能够认识到一个人不能遍知天下事,因此也不能独断天下之务。贞观四年,唐太宗与大臣谈到隋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时说过一句话:“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凑引。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甚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因此,令诸司,如诏赦颁下有不稳妥之处,必须上凑,不得原封不动照办,务必尽到臣子的责任。这种民主意识和作为,即使拿到今天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次,不计前嫌,广用贤良。根据《贞观政要》记载,对于广用贤良,贞观君臣们认识到:“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政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亲故异情?”所以,唐太宗称帝后,把原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死太子李成集团中的核心成员大胆起用,并起用了全国各地反隋起义军的将士。

贞观元年到三年,(公元627-629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水旱霜蝗灾害,人民饥寒交迫,甚至卖儿卖女。唐太宗命令灾区开仓赈济,允许就食他州,还命令拿出官府的金银,赎回男女自卖身者还给父母。虽是大灾之年,但据《旧唐书》记载,当时有的州做到了“逐粮到户,递相安养,回还之月,各有赢粮,乃别赍布帛,以申赠遗。”同时,为了节俭国库开支,唐太宗把各官府的官员由两千人精简到六百人。对河南、河北、山东天灾战乱的重灾区,相当长的时期内,免征徭役。对于境况好的地区,也注意到征发徭役时不夺农时,以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贞观四年,全国大丰收,以后又连年丰收。同时,唐太宗又不断扩大了疆域,做到了国泰民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透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两个典型的历史事实,可清楚的看到,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建立新的政权后,总是或多或少做出一些让步,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究其原因,皆因革命阶级推翻压迫阶级的初衷都是顺应了民意,出于公心,遵循了客观规律,形成不可阻挡的社会主流。

从另外一个视觉来看,革命阶级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后,又使自己变成压迫剥削人民的反动阶级,然后又被新的革命阶级所推翻,这种周而复始的周期循环,又说明了什么呢?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可以抽象的概括为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所致。然而,透析生动真实的历史事实便会发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归根结蒂依然是公与私的矛盾斗争在人的头脑中谁胜谁负的问题。这是人类社会中的每个人每时每刻所必然面临的,事关个人成败得失和社会进退的主流问题。

近代史上,以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军,与清朝封建统治政权对峙十余年,占领全国十四个省,并建立了天京政权。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透过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的总体原因,不难发现失败的根本原因,归咎于革命阶级自身的私欲作祟。掌握了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暴露出争权夺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在怀有个人野心的韦昌辉挑拨下,于1856年9月1日晚发动内讧,几天之中,杀害了杨秀清及其部下二、三万人。随后,又无故怀疑召回天京扶政的,有着杰出军事、政治才能的石达开,使石达开在京难以立足,于1863年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1863年前后,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动摇分子不断发动叛变,而此时的洪秀全却已丧失了革命初期的进取精神,一味迷信靠天,毫无作为。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并建立了天京政权持续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运动,最终归于失败。其历史教训值得千古铭记。

沉痛的历史教训,从另外的视觉,同样印证了公与私的矛盾斗争及其发展到最高阶段的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主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革命阶级的起义、战争、政治运动等实践活动,一方面要进行反抗反动统治阶级以实现公平正义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另外一方面要以同样的决心、勇气和力量,去战胜自身私欲的斗争。二者是相辅相称,处于对立统一的同一事物之中,无论忽视和放弃了哪一方面,最终都会被人类社会的主流所抛弃!违背了这一规律,即使在一定时期内掀起狂涛巨浪把众多人卷入激流,最终也必然被历史的主流所淘汰,所代替。

(三)民族文化承载的社会主流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美誉着称于世,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博大精神、源渊流长的优秀民族文化。它承载着破私立公,实现天下大同的“天理”和“道义”,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流。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用心学习借鉴,是认识和把握社会主流的钥匙。

其中,儒家思想对公正无私的大同社会论述颇多,影响最大。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谈到社会理想时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说的是国家和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流问题是贫富分化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财富绝对值的大小问题。财富平均就无所谓贫穷,团结和睦就不怕人少,安定就不会倾覆。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追求“均”和“安”。对此,他在《论语·公冶长》中表述了自己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与其弟子颜渊、子路谈起各自的志向时,把安抚老年人,信任朋友,关怀年轻人当成自己的志向。这样的社会才能够实现公平正义。

孔子的大同思想不断为历史所承袭。到了距孔子所生年代(公元前551年)相距三百多年的秦汉时期,在《礼记·礼运》中,又出现了孔子关于公证无私的大同社会系统精深的论述。而学界多认为是秦汉时期学界托名孔子而把这种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的。从中可明显看出较之《论语·季氏》中所论述的大同思想体系的完美和升华。原文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友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论述是托孔子之口,以“天下为公”作为大同社会之纲。认为大同社会是一个有全民选举和认可的德才兼备的人主持政事,讲究诚信和睦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有着平等友好的社会关系,财富为大家共同享有,人人都能自觉的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劳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爱;有着良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养老送终,教养幼儿,抚恤矜寡孤独残疾者,都由社会承担;因此,权谋欺诈和盗窃横行不复存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安居乐业,个个健康成长,具有良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值得关注的是,《礼记·礼运》在叙述了大同社会的状况后,紧接着叙述了小康社会的状况,原文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廓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时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如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不难看出,小康社会在本质上是与大同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几千年阶级压迫社会起始阶段的社会制度。其突出特点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人们从私利出发从事家户经济的生产劳动,劳动完全是为了自己;统治者实行世袭制度;以礼义和法制来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人际关系,以及规范社会制度,土地疆界,贤能选拔,奖励惩罚等社会问题。于是,各种图谋随之而出现,兵乱战事从此而发生,这样的社会一旦失去圣明的君主,社会就会发生混乱。这就是小康社会的本来面貌。

《礼记·礼运》对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陈述对比,不是单纯地孤立的描述两种社会形态,其主旨是发自那个时代人民内心深处的感慨而做出的对比。对此,文章的开头一段,提纲契领,借孔子参加祭祀活动后,到大门楼游览发出唉声叹气的情感所引发,深情表达了人们对尧舜时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仰慕和向往,对当时所处的水深火热的阶级斗争社会的忧心和无奈。因此,从“大同”与“小康”的对比中,以三千文字的篇幅,强调了“礼”在当时治理国家中的根本指导意义:如“礼就是义理的实质”,“礼仪本身是人的最根本特征”,“礼是君主的最大根本,”等等。表达出在阶级社会中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其实,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社会背景下,要按照“礼”的要求去治理社会,尤其对压迫阶级来说,无异于对牛弹琴,但是它仍不失于代表民意的社会主流。

孟子在《梁惠王上》中说:“上下交利,而国危矣,”说的是一个国家如果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在《尽心下》中又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在继承孔子的思想,面对战国时代“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社会现实与民众苦难,提出了“仁政”的社会理想,即不但要制民之产,更重要的是推行教化,以孝悌仁义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为后人建立理想的大同社会提供了历史参照。

南宋时期的朱熹,是个很渊博的学者,历史上着名的儒家代表。他对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做了注解和阐释工作。在他的名着《朱子语类》中对破私立公,坚持人间正道有其至理名言:“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这在如何对待人的私欲问题,较之孔孟的“克己”、“寡欲”,无疑是个质的飞跃,较之现今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的破私立公如出一辙。朱熹所说的天理,相当于先秦儒学中的“道”,即天地间的根本道理;人欲指的是私欲,如贪求钱财美色,损人利己,恃强凌弱等都属于私欲。朱熹认为,天理和人欲是格格不入的,人欲占了上风,天理就会被遮蔽而衰竭;弘扬天理,人欲必然遭到驱逐,所以朱熹大声疾呼:“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明朝的黄宗羲在他所着的《明史待访录》中,对封建的君主制度给予了无情的抨击。指出,封建君主将天下作为自己家的私产,把个人的意志当作天下的法律,这是导致社会衰败、文明隐退的根源。在《明朝待访录·原臣》中大声疾呼:“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旺,而在万民之忧乐。”“天下为主,君为客”并试图以尧舜时期的社会形态为范式,建立“公天下”的制度体系。

近代史上,孙中山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他领导了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他提出的“三民主义”继承发展了中国历史上破私立公,实现大同社会理想的社会主流。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多次解释民族主义以追求民族独立为核心,是走向大同社会的前提。“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民权主义主张废除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实现“民有、民享、民治“的理想。并因此解释道:“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兴办实业、发展教育。孙中山一方面强调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归宿,另一方面在《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中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的最高社会理想,是实现精神高尚,物质富裕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他认为,“天下为公”与“大同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以,倾毕生精力而继承发扬。他《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指出:“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壮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欧美而上之。”他力图克服古代民本思想的局限,以新的大同理想超越古代的盛世。因此,他强调,国家对于民众,不但要能保民,而且要能教民、养民。汉之“文景之治”,唐之“贞观之治”,其功业仅仅能够保民。今之新政府则要保、教、养并举。而且认为苏俄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接近于此。称“谓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以教以养,责在国家。大同世界,所以异于小康者,俄国新政府之计划,庶几近之。”

孙中山先生满怀实现大同社会的理想,毕生为实现公平正义的大同社会历尽坎坷艰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指出了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的正确道路:“欲泯除国界而进入大同,其道非易,必须人人尚道德,明公理,庶可致之。今世界先觉之士,鼓吹大同主义者已不乏其人,我五大种族皆爱和平、重人道,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乎。”

综上所述,在中山先生的全部思想理论体系中,始终把“尚道德,明公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主要内容和根本途径,既继承发展了“天下为公”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又对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起到了启蒙作用。所以,当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华夏儿女从未忘记中山先生的革命功勋,被尊崇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破解现实的呼唤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在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带来的问题异常凸现,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会上的讲话所说:“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世所罕见,前进中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是什么“矛盾和问题”,什么“困难和风险”使中央领导向全党全国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唤?

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腐败问题突出,在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据中央纪委向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提供,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3759件,结案63909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429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81391件,涉嫌金额222.03亿元。并继陈希同、陈良玉之后,又查办了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这样高层中央领导成员。

腐败分子层出不穷的演生,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腐败问题久治不愈,打乱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有的民主、平等、互爱的同志式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政权机关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优良传统关系,致使社会“关系网”密布,潜规则横行,产生了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贵族群体;而众多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的利益诉求,“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入托难,上学难,看病难,农民工讨要工资难上加难。实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前所未有。

在“物质利益至上”,唯GDP马首是瞻的欲望驱动下,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衡量国内居民收入差距状况的国际统一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表示“相对平均”,0.3~0.4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高度不平均”。而我国的基尼系数,从所统计年份的1997年算起,到2012年成逐年上升的趋势。2012年12月初,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全球0.44的平均水平。2013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了过去10年的基尼系数,其中2012年为0.474,远远高于全球发展中国家的0.35的平均水平,以及北欧0.25的平均水平;同时也高出世界发达资本主义(美国)2000年的0.41和日本1993年的0.25的水平。作为以公平公正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收入差距拉大到位居世界首位,确系世所罕见。

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从微观上看,更是令人震惊。突出表现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普通工人、农民与管理层之间。据国家人社部工资研究所2011年发布的《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十一五期间,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5年内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上涨37.7万元,平均每年递增18.1%,其中,2007年平均递增速度达到57.9%。而与此相应的是上市公司员工工资10年内只上涨了3万元。根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208家国企高管与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近18倍,而这一差距在1979年仅为1.18倍。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更是令人瞠目结舌,2007年平安保险总经理年薪即为6616万元,是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751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

形成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很多,但总体来说是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其中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制度体制是重要原因。中国劳动学会付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一些上市公司,薪酬决定表面看起来好像符合公诉法,由薪酬委员会提出方案,董事会批准,再报股东会。但实际上还是由高管董事长自己给自己定薪酬”。由此可见,“负责制”相当于一人做主,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收入差距扩大,贫富悬殊的另一突出表现是产生了少数拥有私人巨额资产的富翁。据胡润研究院发布《2013年全球富豪榜》称,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创造10亿美元富豪最多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其中亿万富翁1000人,4000万富翁10万人,1000万富翁50万人,百万富翁300万人。而我国2012年人均GDP占有量为6100美元。两极分化呈现出少数人和十三亿人民的天壤之别。这自然当归功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产物”。至于这些少数富翁是通过怎样的勤劳智慧占有如此巨额社会财富,鲜为人知;又如何去带动十三亿人民成为富翁,扑朔迷离。所能感受到的更多的是诱发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如河北省天洋食品厂所发生的“毒饺子案”正是由分配不公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悬殊的深层原因所致。犯罪人吕某在该食品厂干了15年炊事员,却一直享受临时工待遇,不仅月工资比正式工少很多,逢年过节的奖励更有天壤之别。2006年春节时,正式工能拿到7000多元工资,他却只拿到100元。为了闹出点动静来引起厂方关注,吕某一方面偷偷到冷库往冷冻的饺子上注射农药甲胺磷,一方面又托亲戚写了三封匿名举报信称有人在饺子中下毒,以便领导调查时,趁机把提高工资待遇的事反映给领导。

物质利益至上的舆论氛围,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给人民的生命安全乃至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灾难。食品、药品安全事故频发。大头娃娃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福寿螺事件,海南毒豇豆、毒节瓜事件,咸鸭蛋含有苏丹红,饮料含有塑化剂,老陈醋勾兑,染色馒头,瘦肉精,地沟油,毒大米,添加剂面粉,白酒塑化剂事件,毒胶囊药品,等等。无所不及,充斥市场。每日每时的侵害着人民的健康,危及着人民的生命安全。

人的生存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给十三亿人民乃至子孙后代的生存安全造成了巨大危害和难以预料的损失。由国务院授权开展的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的权威组织指出:“中国的环境压力比任何国家都大,环境资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突出,解决起来比任何家都困难。”事实的确如此。现今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7%,沙化土地占18%,90%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受污染的耕地高达上千万公顷,1.5亿人的饮用水有害物质含量超标。三分之一的城市缺水,年均缺水量多达536亿吨,耕地已逼近18亿亩红线。

如此严重的生存环境破坏,何以治理,有的至今一筹莫展,有的治理起来的困难和成本巨大,仍需人们代代承受。昆明的阳宗海砷污染事件,根据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付会长,原环保部总工程师杨乾政论证,2005年至2008年,这家砷污染企业三年半向当地上缴的利税是1160万元。按照云南省治理阳崇海的规划,“十二五”要拿出11亿元来治理污染,专家认为11亿元远远不够,要真正治理达标大概需要40亿到70亿元。以此说来,治理费用可达其上交利税的50多倍,况且,治愈的时间将难以预料。

由此可见,这样的发展害民误国,殃及子孙,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社会的主流。

在“一切向钱看”的思潮助推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意识形态领域唯利是图,精神空虚,信仰危机,道德沦丧的现象前所未有;奢侈腐化,颓废堕落,丧失人性的行为惊世骇俗。《人民日报》2013年7月7日刊文报到,我国仅餐饮浪费的食物蛋白就达到每年800万吨,浪费脂肪每年300万吨;在粮食运储加销等过程中,我国每天大约浪费1000亿斤左右;如果加上食堂的餐饮浪费,个人和家庭的食物浪费,全国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可养活2.3亿至3亿人。读来令人唏嘘。在这组数字背后,充分印证着国人普遍存在的奢侈浪费行为,折射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消费主义”的畸形发展模式。

卖淫嫖娼的堕落行为滋生泛滥,屡禁不止。据《公安研究》2011年第四期披露:改革开放以来,卖淫嫖娼活动迅速发展,很快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979年,广州抓获暗娼、嫖客、鸨婆、皮条客只有49人,1985年达到2000人,从公安部门查处的数字来看,1982年查处11500人,此后逐年上升,至2000年1—6月,查处人数达到297361人,从1987年至今,全国已建起收容教育所183所,收容教育卖淫嫖娼人员30万人,据公安部门估算,查处率大约占实际卖淫嫖娼人数的25%—30%。参入卖淫嫖娼的面广,有农民、工人、无业人员、个体户、公司职员、国家公职人员、社会知名人士,以及党政高级官员。其衍生的原因及各式各样的存在方式,在这里不予赘述。总之,伴随市场经济而生,事实上已成为市场交易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30年已被彻底清除的几千年的堕落积弊,死灰复燃。

拐卖妇女儿童的黑暗势力严峻。自2009年4月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打拐”专项行动两年来,全国共破获拐卖案件3421起,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36369名。据公安部长期以来的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30年累计约有300万儿童被拐卖。改革开放出现的“拐卖”,不仅局限于拐卖为妻,拐卖为子的旧社会的传统方式,而多是落入严重的劳动剥削境地。如强迫劳动,有组织的乞讨、卖淫等等。使失去孩子的家人万分焦急,常年以泪洗面,终年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他们花费了家中所有积蓄,甚至负债累累。

贩毒吸毒行为猖獗。截止2011年11月,我国公安机关查货并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179.4万人,滥用合成毒品人员58.7万人中,35岁以下青少年占67.8%;在新发现登记的吸毒人员中,35岁以下青少年占74.9%。自2005年至2011年间,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47万余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55万余名,缴获各类毒品150余吨。贩毒、吸毒行为的肆虐,严重摧残着人民的生命,更令人揪心的是摧残着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的青少年群体。

党和国家政权机关腐败,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人的生存环境不堪忍受,奢靡堕落的社会风气蔓延肆虐。不仅有悖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素性,也违背了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发展主流。是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矛盾和问题”、“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的应有之意,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一切正义的人们发自内心的呐喊和呼唤。

对此,本世纪初,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从战略全局和根本指导思想上,对唯物质利益马首是瞻的社会逆流做出了积极应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境界面对现实,于细微处着手,从自身做起,提出并带头践行党中央转作风八项具体要求,并号召全党自上而下,开展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为主要内容,为期一年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顺应了社会发展的主流,深得人民的拥护和称赞。

把握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主流,必须切实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破解政权机关腐败久治不愈,贫富两极分化,生存环境恶化,社会颓废堕落现象肆虐等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这里,首先要克服长期以来自上而下存在的、由“虚浮心态”所导致的习惯性的片面思维模式。表现在会议讲话、报告、文件等方面,谈成绩浓墨重彩,津津乐道,长篇大论;谈问题轻描淡写,蜻蜓点水,一带而过。这样久而久之,就会把本来存在的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淡化、虚化,进而被深深隐蔽和潜伏起来,直到成为祸患。并由此而于无声处的助推了以GDP论英雄的逆流。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还要不要继续革命,怎样革命?是个不可廻避和涂抹的重大原则问题,也是破解以上问题,把握社会主流的关键所在。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现或发明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况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而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和基础,那么,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后,还要不要继续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接下来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在这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是指压迫剥削的社会制度;“传统的观念”则是指包括革命阶级自身在内的私有观念;“彻底决裂”是指消灭阶级,消灭私有观念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只要私有观念存在就不会停止,而是要继续下去。

对此,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的每日每时地和大批的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铿锵有力、入木三分的言辞,旗帜鲜明的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要继续革命以及怎样继续革命的道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然而,令人震惊和惋惜的是,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历经80年的辉煌,一朝土崩瓦解了。教训深刻,原因复杂。前文曾有过叙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前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背叛了列宁上述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根本道路。

毛泽东同志的经典名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直以来为全党和全国人民高度认同和崇尚,文中谆谆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呼唤,充分验证了毛泽东同志上述论断以及其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论断,反映了客观现实,代表了人民的意愿,顺应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主流。

市场经济不是人类社会的主流,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独有的特征。是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总和,是资本家阶级借以垂死挣扎,行将灭亡的产物,是背离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的怪物。对此,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等全部着作中无不坚持批判立场,并成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动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尾处,从人类社会的主流出发,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满怀激情,淋漓尽致的揭示了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是我们认识历史和现实的一面镜子,把握社会主流的指南。应细细咀嚼,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原文如下:“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能获得罢了。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进一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

以上是恩格斯所揭示的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它的确能够创造财富,但是,它是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获取的;而且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忍受剥削压迫。是一个极不公平,行将灭亡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应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时,如果不能够用社会主义的本质素性所体现出来的制度优势和意识形态,积极主动地、彻底有效地抵制和克服其腐朽性的特征,那么,代表人类最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同样会被其腐朽性所侵蚀、腐蚀甚至颠覆,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规律。以上所述的政权机关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生存环境恶化,颓废堕落的社会风气肆虐等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逆流,正是对市场经济的腐朽性缺乏或丧失应有的抵制所致。殊不知,以上所述的严重问题,归根结蒂是阶级斗争问题,是国际国内敌对势力以及党内外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严峻挑战!

而我们,由于党内外所存在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却恰恰无视和放弃了这个根本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历届党章和宪法规定:“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的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代表国家和人民最高利益的党章和宪法规定的这一重要内容,与现实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状况形成了巨大反差。就“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本来所具有的相辅相称,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暂且不谈,仅就文中规定的本来意义而言,把“已不是主要矛盾”视为没有矛盾,把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视为不存在,视“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激化”置若罔闻。党章和宪法规定的“阶级斗争”内容,似乎被排除了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之外,而“阶级斗争”一语也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销声匿迹了。这种对党章和宪法的无视本身,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对此,可能会有人质疑:执法执纪机关反腐败,打黑除霸,扫黄打非,不就是阶级斗争吗?依法打击犯罪行为固然与阶级斗争有内在的联系,然而,与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丰富内涵及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作用,是不可同义而语的。

由于丧失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意识,一些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甚至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的理念和生存方式从事家庭和社会活动,一切与资本主义国家接轨。因此,使社会主义制度无力或丧失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调控,致使各种违背社会主义本质素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泛滥,衍生出政权机关腐败久治不愈,贫富两极分化,生存环境恶化,颓废堕落的社会现象肆虐等,党和国家历史上前所未有,世所罕见的社会逆流。

(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把握社会主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高度概括抽象的科学晶华,是指导人类实践活动的法宝。其基本内容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他的阶级性,公开申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个是他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来观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能够正确把握人类社会主流。

纵观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和人民的侵蚀危害,既有政治和体制机制上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棍乱造成的原因。少数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从骨子里仇恨社会主义制度,为达到个人追名逐利的野心,不顾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肆意妄为,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之所以会形成社会逆流,对一些人来说多是因为精神麻木、思想糊涂,对把握主流缺乏清晰的认识。因此,遇事没有立场,不加分析,随波逐流,跟“风”跑的现象较为普遍。从而有意无意的迎合了危害社会、危害人民、最终也害了自己的逆流。

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最突出的现实问题,仍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表现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即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以来,一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把发展生产力扭曲为发展经济,进而逐渐演化成追求物质财富,最终形成了唯GDP马首是瞻的社会逆流。这是个欺世盗名的逻辑,认识这个逻辑的本质,要切实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准确的把握精神和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在《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一文中,恩格斯对上述问题给予透彻的分析和明确的回答:“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的过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势及其成果——”

在这里,恩格斯说的“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其实质,就是指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机会主义者却把它歪曲成“经济因素”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痛批这是“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现实中一些人把发展经济当成“硬道理”,而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仅仅当做“软道理”的文化现象来看待,是如何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观的;又是多么同样的是“荒诞无稽的空话”。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哲学名着《矛盾论》中则更为明确的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唯物辩证法。”

革命导师们关于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唯物辩证法,是顺应人类社会主流的根本指导思想,尤其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社会主义道路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

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言,这种反作用与物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精神是什么呢?是不断破私立公换发出来的,始终把他人、集体、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利益放到高于一切的精神。

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牢固的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牢固的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才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恪守社会主义的法律、法规、道德。

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社会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才会制定出顺民心、合民意,畅通顺达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才不会停留在会议上、文件上、口头上;在整顿“四风”的关键环节上,才不会流于关起门来搞整风,自我批评谈感想,互相批评提希望的新的形式主义上。

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辩证法,几乎体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每篇着作中,体现在人类社会的一切实践活动中。人类社会起源时,面对的是敌强我弱的丛林法则的物质基础,红军长征时面对的是草根树皮、雪山草地、飞机大炮威胁的物质基础,新中国刚刚诞生时,面对的是一盘散沙,一穷二白的物质基础。这一切,对于唯心主义者和机械唯物论者来说,用精神的反作用原理获得生存发展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人类社会诞生了,红军长征胜利了,社会主义制度石破天惊建立起来了。雄辩证明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精神对物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雄辩证明了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的唯物辩证法把握人类社会主流的无穷魅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中,蕴含着几千年人类社会主流精神而又系统地创造和发展了的璀璨闪亮的精髓。

由于唯物辩证法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是一切企图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反动统治阶级永远不会接受的精神,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内外机会主义、投机钻营者,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者肆意歪曲践踏,不可理解的精神。

唯有坚持不断破私立公焕发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才能有效地克服党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才会把唯GDP马首是瞻的逆流淹没在社会主义主流的汪洋大海之中。人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才会在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指引下,得到最广泛、最全面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才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可持续发展,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以它固有的本质素性,沿着它既定的目标破浪前进。

(六)把握社会主义和睦家庭建设的主流

前面我们以主要篇幅在“家庭中的万恶之源”和“社会主义家庭和睦之本”篇章中,用大量事实论述了家庭中遭受的一切痛苦和不幸及社会主义家庭和睦幸福的根源,使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旨在从强烈震撼的对比中,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家庭建设的规律,进而探索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的有效途径。

从盛唐时期的皇帝李隆基夺媳为妻招致国破家亡的典型历史事实,到现实不该破碎的家因色迷心窍招致妻离子散;利益熏心招致父母子女等家庭亲情关系相互惨杀;尤其是家庭普遍存在的不被认知的隐形私欲,如支配、强迫、溺爱、饲养、懒惰、挑剔、陈规陋习等,大量的经常的危害家庭,使诸多家庭长期陷于追求温馨祥和而无处寻觅的迷茫困惑之中,等等。从中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家庭中的一切痛苦和不幸源自一个“私”字。

从真诚的爱心表现在秉承夫妻道德,家庭义务所赋予的责任担当;以夫妻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族、族戚关系应做到爱屋及乌,正确处理好复杂家庭关系的述叙;到家庭和睦必须具备的宽容胸怀,如以礼相待,顺应忍让,柔韧大度;须臾不可离开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有效沟通的境界,如夫妻间的的幽默浪漫沟通,两代人之间及非血缘直属家庭成员间多以甜蜜的方式沟通,以崇高境界进行的深度沟通,等等。这一切营造出家庭的持久和睦,温馨幸福源自破除私欲彰显出的公心。

从前两篇的叙述中,自然会使我们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破私立公,同样是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的主流。联系把握人类社会主流的论述,更加使我们感受到家庭是社会的缩影这个定论的真实和恰切。

综合上述全部内容可得出以下结论:以破私立公换发出的精神境界,是有史以来人类生存的美好愿望,更是当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有史以来家庭生活的殷切期盼,更是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追求的目标。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使我们在现今纷繁复杂、变化万千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不为浮云遮望眼,不为表象所迷惑。始终以清醒的头脑,纯洁的心灵把握家庭和社会生活的主流。把破私立公作为解决家庭一切矛盾和问题的关键,协调各种家庭关系的总纲。时刻做到:克制私欲,树立公心,抵制邪恶,恪守正道。唯有如此,才能顺应家庭和社会发展主流,牢牢把握建设社会主义和睦家庭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