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

第六章 今日状况

胶东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文化发展的战略定位问题曾经困扰过烟台的主者。因为烟台的地域文化形态兼有“山系”与“海系”两大类不同地域文化的特征,体现着特有的综合性。与东北文化相比,在风格上有许多相似的“山民”特征,但在粗犷中多了些文质彬彬;与吴越文化相比,在海风熏陶下的细腻大致类似,但却多了豪放的色彩;与湘楚文化相比,自然也有一种王霸之气,但却增添了小家碧玉的秀丽,当然也决不是岭南文化的妩媚,而是北方大汉的壮丽。这种独具的综合性与“山村加渔岛”的地理环境自然密切相关。古老的山乡继承了“齐鲁之邦”的礼义廉耻,依靠封闭而代代相传,人际关系也由于山村交通之难而显得格外紧密,而渔岛恶劣的自然条件中,造就了人们重情义而轻生死的品格。胶东淳朴坦诚的民风借以形成而持久,导致了烟台文化的风格以明快而富有人文关怀先天地具有两重性,既有顽固的封闭性,浓厚的农业文化色彩,又有可塑的开放性,工业文化的契机比比皆是。这样一种文化形态怎么用一个诸如“海洋文化”“森林文化”的概念来概括呢?于是下发了专门文件,请文化系统的干部进行讨论,连续召开了几次专门的座谈会,让大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从“始皇文化”“仙道文化”到“丹桂文化”“博物馆文化”不一而足。最后定了一个“胶东文化”,这是一个“地域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形态学”的概念。但是,由此而能确立目标,持续奋斗,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应当清点库存,了解现存的文化是怎样一种状况。所以,本章就此略作评介。

第一节 多元结构

烟台的地域文化源远流长,而且来源非常复杂,简直可用“百川归海”来形容。所以,烟台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是举世承认的事实。这种积淀是以多元结构的形式共存在一起的,没有主次之分,也没有雅俗之别,彼此影响却没有歧视,是庞杂而和谐,比较形象的说法是用一句烟台话表述:“上北(bei)京往北(bo)走。”烟台方言与普通话语音共存。

能够说明这种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状况的,可以蓬莱县为例,蓬莱的文化形态是:

这种“共存”在民俗文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比方婚嫁,这里既有古老齐鲁文化的三媒六证,又有海岛的类似“抢婚”(主要是寡妇再嫁)。至于节日,更是五花八门,传统节日习俗也使多种文化杂彩纷呈。它有着南北各地民俗交汇、互相融合的特征,例如端午,既有楚湘一带流传过来的包粽子、插艾,甚至个别地方还有赛龙舟等风俗,也有本地一脉相传的编织五彩“拴命绳”“把门宝”,以及长岛渔家中流行的贴红色剪纸门花、船头也贴红色“避邪”的习俗、所城里五月初四在南门烧纸祭祖的习俗等等,各种民俗在这里并行存在又互相融合,共同构成了胶东端午民俗丰富多样、兼收并蓄的特色。

还应强调的是,这种“共存”是一种“混合物”而决非“化合物”。在共存中各种文化都顽强地保存着各自的特征,远没有互相碰撞成为另一种文化,所以很多文化因素混杂,构成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却没有一种独特的胶东文化,类似“玛雅文化”“藏传文化”那样的特色文化形态。孤立地看,每种文化都有,但却都相对浅薄,所以胶东的民风、民俗积淀是无法跟苏州、北京比较的。比方年画,胶东也有,例如莱州的吕村年画,然而无法与杨柳青比拟,甚至不及寿光。这很类似胶东的矿产资源,各种矿都有,不能不说矿产资源丰富,但是哪一种矿都不多(金矿例外),无法形成很大的矿山。胶东这多种文化共存的局面有利于造就博学的“杂家”,却不利于成就深厚的学者,真正能称得起大家的也很不容易,像地形一样,一群丘陵,却绝少大山,很庞大的作家群,分析每一个都有地域文化的影子,但是却没有沈从文那样的,是湘西大地风格的化身;周立波那样的深深植根于湖南大地的文化脐带。这为打造胶东文化带来了难度,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大师级的巨人作为自己的旗帜。齐鲁文化必有孔孟、佛教文化必有释迦牟尼、文艺复兴必有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就是东正教文化也得有托尔斯泰。胶东文化谁是代表?要在众多的丘陵上培植一座“大山”,谈何容易?

蓬莱在胶东的地位极其特殊。它不仅从历史意义上说,是秦始皇汉武帝登临过的古邑;而且从经济意义上说,他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最为重要的古港。

蓬莱是中国古代“北方第一大港”,从这里出发沿着庙岛群岛远去的航线是中国最早的古航道,中外联系的最早纽带。秦朝方士徐福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因而,这里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隋、唐时期,登州是“遣唐使”的登陆口岸,所谓的登州包括了现在烟台的大部分地区,其中心就是今日的蓬莱。一批又一批的韩、日使者,留学僧人(其中包括着名的圆仁和尚)从这里转赴当时的国都长安,所以这里从中古以来还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宋代以后,这里又是最重要的水军基地,2005年在这里挖出了三条古船,被认为是当年重大的考古发现。其中一条保留了“新罗”的器物,说明了蓬莱还是一个国际港口。

这些都是根据《天津条约》最初开埠的港口是蓬莱,而不是烟台的原因。尽管开埠的地点改在了烟台,但是,众多的外国传教士还是在这里“抢滩”,来这里不仅最早,而且最多。

这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历史基因,构成了近代“蓬莱文化”的特色。大家知道,19世纪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扭曲、交融的历史。跟其他地方相比,简直可以说是交融最好的地区。“抢滩”的传教士络绎不绝,当然也是阻力重重,他们发展的第一个教徒,前后用了18个月。然而,这里却没有“教案”。最着名的传教士郭显德最早踏上蓬莱大地,但在蓬莱却没有引起任何风波。(后来郭显德在栖霞等地传教,因“围观”而引起冲突。为此当时的福山法院出了一个告示,这就是所谓的“教案”,也与蓬莱没有关系。)这跟天津、曹县的流血事件,不可同年而语。相反,倒是有许多成功的合作事例: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这里办起了中国第一所大学;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蓬莱推广大花生,1862年仅是250克花生种,到1935年,就普及到胶东各县,成为胶东地区第一大经济作物;北洋将领吴佩孚是儒教文化的忠实信徒,但也在蓬莱成功地创办了英语专科学校。它对蓬莱的经济和发展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不妨用蓬莱籍的着名爱国企业家从良弼做个形象的说明。从良弼温文尔雅,羽扇纶巾,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这一点只消看看他在国难当头时的表现就一目了然了。日本人用高官厚禄诱使他当汉奸,他视那青岛市的伪市长宝座为火坑,宁肯返乡吃苦遭罪也要保持自己的高风亮节。“修身”第一——东方文化的底线。他同时也负载着大量的西方文化,他是有名的“火柴大王”,强烈的竞争意识,要求市场独步,追求“垄断”,重视技术,在企业中努力实施现代化管理等等,都令他俨然成了一名西方绅士。即使在完全是“海洋文化”的青岛,也没有人敢说他“土”。在他身上就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统一,土洋结合,完美和谐。这样的蓬莱人实在不在少数。

生活形态是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的蓬莱人很少有“精神压抑”之说,即使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这里战事也不那么多。按说这里应当战事频仍,这里宋代就是军港,明清更是“将帅之乡”,戚继光是明代的三朝虎臣,抗倭名将;宋庆在清末官至兵部尚书,威名远扬。但是查这里的地方史志,无论是将士的数量,还是从战事的惨烈,都不及相关的县份。它的经济和文化并不比周围各县落后,但唯独没有精神病院。蓬莱人活得潇洒自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研究这个现象深层次的文化原因,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系统工程”。首先要对现在存在的各种文化成分进行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的蓬莱文化有着巨大的丰富性,它几乎囊括了已经存在的各种文化:

它地处“齐鲁之邦”,自然存在着源远流长的儒教文化。明清两代这里出现过70多个进士,这在全国都是十分罕见的。荆南一个地区近百年都不曾出过一个,被称为“天荒之地”,偶尔出一个,就被称为“破天荒”。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

它有着卓越不群的道教文化。如果说以《道藏》《续道藏》为代表的道教文化是一个混合体的话,那么在其他地方,更重视的是其中的“神文化”;而蓬莱文化却独放着“仙文化”的光芒。阎罗地狱、牛头马面之类的恐怖境界并不脍炙人口,倒是人间仙境、瀛洲阁楼是这里的象征。

这里特别应该提及的是,这里是我国“八仙文化”的发祥地。我国的“八仙文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它的渊源十分复杂,然而无论是“上八仙”“中八仙”,还是“明八仙”“暗八仙”,都少不了“八仙过海”的故事,“八仙过海”的地点概不例外的都是蓬莱。何况在蓬莱,大至城市雕塑,小到民间果模,形形色色,到处都是八仙的形象;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到处都有八仙的传说。八仙已经无处不在地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栩栩如生地生活在了蓬莱人的心灵之上。蓬莱流传的“八仙文化”是一种全民皆知的“亲民文化”,八仙的形象决不是顶礼膜拜的对象,扶贫济困,让人亲近。八仙不是神,是有特异本领的人。

高层次的道教文化在这里也源远流长。吴佩孚的蒙师就是研究《易经》的。他潦倒时以摇卦为生;为将时靠占卜决策,都是因为他是“蓬莱子玉”。

蓬莱有“妈祖文化”。蓬莱阁无疑是一个道教圣地,但是也有一个“海神娘娘”的金身塑像,而且千百年来香火缭绕。“妈祖信仰”在这里的沿海根深蒂固。

蓬莱的“宗教文化”更是多姿多彩,在众多的传统庙宇之外,还有一座“登州圣会堂”。这是华北地区最早的基督教堂之一,来这里传教的慕拉第女士是美国基督教派往国外的第一个女性传教士。

蓬莱还有着不可忽视的“革命文化”。于眉兄弟响应天福山起义发动的抗日武装斗争,为建立胶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它的众多优秀儿女走上了前线,为祖国英勇献身。迄今还在蓬莱大地留下了不止一处的、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学校。

这里当然也有丰富的民间文化。民间娱乐如“大杆号”;饮食文化如“蓬莱小面”“大枣饽饽”等等,都是独具地域色彩的。

还有大量的“舶来文化”。在古代有“红衣大炮”,在近代“得风气之先”。在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大学里,开设了音乐课,最早引进了“五线谱”。除了大花生,还有苹果、葡萄,许多优良的“洋”种在这里扎根。西方文化的许多理念都在这里找到了“契合点”,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例如“自由”“平等”“博爱”,跟孔子的“仁恕”之道、孟子的“民重君轻”,加上老庄的无为而治,在这里就迅速形成了蓬勃的“开埠文化”。

凡此种种,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蓬莱是胶东地域文化的宝库。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多元的文化呈现着一种“混杂”的形态,由于时间存积不够,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化合”,形成一种完全独立的文化形态。在这里任何一种文化,即使是“强势文化”也不可能“吞噬”另一种文化。我国的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保存;还汲取了“舶来文化”的积极因素,使之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发扬光大。

这个传统应该是以戚继光为代表的爱国主义。蓬莱是着名的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乡,他的抗倭业绩永垂史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更给家乡的人民缔造了不容有一丝一毫的背叛的爱国传统。这一脉相承的“脉”,即使在有争议的人物、反动透顶的人物身上,也是不可或缺的。吴佩孚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说他爱国则是没有争议,学术界至今仍有人说他是“军阀”,但也有人承认他是“爱国将领”。赵保原是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的罪人。但他却不敢公开投敌,还要打着“抗日”的招牌。蓬莱人可以自豪地讲:蓬莱大地不出汉奸!八年抗战,中国竞有600万伪军,所谓的“曲线救国”造成了大量的“精细人”毫无操守,而蓬莱却与公开投敌无缘。

众多的文化在这里交融,是聪明的蓬莱人受到了多种文化的熏陶,产生了一种“文化底蕴深厚”的“社会心态”。一般来说,不是那么急功近利的,商人也“重利”,但却不会“利欲熏心”,突破“诚信”的底线;文人也“逐名”,但却不会不择手段令斯文扫地。他们温文尔雅,很有点仙风道骨。道家追求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这里深厚的道家文化底蕴令人们的心态“宁静致远”,远离了浮躁。

这种“社会心态”十分容易产生高层次的人才。古往今来,蓬莱真是人才辈出,许多彪炳史册的杰出人物,可以构成一个长长的画廊,显示蓬莱人的智慧,例子真是不胜枚举。不久前辞世的孙运璇,被称为台湾的“经济之父”,当不成“总统”也一笑了之。破解了《墨经》之谜的栾调甫,造诣令名震海内外的梁启超五体投地,却躲在了一个山溪旁做自己的学问。发现了“葛峰”理论的晶体物理学家葛庭燧,是亚洲荣获梅尔奖的第一人,他却说“八十而后知不足”。概不例外,都有淡泊之风。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巅峰业绩”都不是在蓬莱创造的,他们必须“走出去”才可能大有作为。蓬莱只是为他们的造就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已。这个现象很可能与蓬莱的

“准港口经济”有关。

如前所述,蓬莱早就是中国的“北方第一大港”,但是后来出现了“断裂”,未能形成国际化的大都会,甚至连一个“港口经济”都未能得到充分发展,仅仅处在一种“准港口经济”的状态。因而它的文化虽然也是开放的,但却没有强大的“生长点”。这就为“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研究它的历史和状态,从中找出规律性的内涵来,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经济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港多大,城就多大”,蓬莱终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港口城市,在此之前,以文化为之“张本”是迫不及待的基础建设。

建国以来在这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许多硕果,但是毋庸讳言,这些成果却似“散珠”,光芒四射却未能会聚,不足以点燃“独立存在”的“蓬莱文化”之火。政通人和,人间仙境,蓬莱已经开始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因而也到了构建“独立的蓬莱文化”的时候了。至于这种新的文化形态究竟该是一种什么面貌,有人称之为“登州学”;有人称之为“戚继光文化”,都有待于历史的验证。不过由于“人文环境”的恶化,这一历史任务显得更加紧迫罢了。

第二节

带状分布

与多元结构紧密相连的是各种文化的分布状况。胶东各种文化呈现出一种“带状分布”的特征。有人提出了“四区”说,即:以文、荣为中心的东部“渔捕文化区”;以烟、威中心城市为骨干的“开埠文化区”;以蓬、黄、掖为主的偏西部“商业文化区”;以栖霞为中心的“农耕文化区”。这种说法更多地着眼于这一地区的经济特征,强调了经济生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但是,就这一视角来看,也是不尽准确的。比如文登,文登确实是一个海洋大县,南北临海,历来就渔业发达,渔民创造的文化丰富多彩,沿海渔民的斗争故事莫此为甚,那“霸埠口”的英雄业绩足以脍炙人口。但是,文登的经济支柱确实向来以农耕为主,在晚清以后花生产量在全省始终名列前茅。渔民的数量始终没有超过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且这些渔民也绝少专业渔民,他们是“渔耕兼作”的。所以,把文登说成是“渔捕文化区”,是值得商榷的。

又比如栖霞的农耕文化确实发达。有名的“栖霞粮”言之有据,牟氏庄园在众多的佃户村里储备了大量的粮食,这家中国北方最大的地主遍县建立了粮仓。但是,他生活在黄县边缘,文化不可能“一刀切”,边缘十分清晰。栖霞大地主牟二黑子经营土地,在清末民初已经有了大量的商业因素,例如无偿提供住房收容劳力,提供种子、耕牛、农具作为贷款,长期租用土地要签合同等等,已经跟泰国的商业资本家开发土地完全雷同,早已不是传统农耕文化的“土财主”了。

所以,各种文化是交叉混合的,不仅边缘不是清晰可辨的,而且是群星散落,难以说某区就是某种文化。比方邱处机是历史名人,元代国师邱神仙,关于他的传说当然众多,在他的家乡栖霞可以整理出一本传说故事集来;然而在牟平,同样也可以挖掘出一本来,版本可能有所差异,但是道教神秘文化却是如出一辙。

然而,这种划分仍旧说明了带状分布的特点。胶东的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点状辐射的,而是带状蔓延的。即使开埠文化,似乎只有芝罘一地方有洋人在那里大肆活动,其实却完全不是。教堂,芝罘很多,但是蓬莱也有,威海的规模很大,连文登也不仅县城有,下面的大镇例如宋村、初村也有。至于洋货及其使用方法则更是深入到穷乡僻壤,深山小村里都可以看到水门汀(洋灰)锅台,便是明证。

这种“带状分布”的情况十分复杂,应当进行过细的研究,才能找出规律来,以有利于当代文化的发展。

比如“渔捕文化”。可以说,整个胶东几千里的海岸线,沿海均有“渔捕文化”,大家对海岸的敬畏心和亲切感是相通的。但是,在文化观念和习惯上却有差别。三山岛的渔姑嫁到砣矶岛,就很可能一时不懂长岛渔村的规矩。在长岛,“妈祖文化”的积淀要比石岛浓得多,那里的“娘娘崇拜”更多的是“归来文化”的气息;而在石岛,人们更加崇拜东海龙王。龙王崇拜则更多一些远洋冒险的期待。

还有,对文化分布不应仅仅局限在经济视角。文化本身的传播史也构成了某种文化有一条或宽或窄的传播带。例如风行整个胶东的道教文化,特别是全真道文化。

笼统地说,全真道的发祥地是昆嵛山,因为道祖王重阳就是来这里创立教派的。但是,昆嵛山方圆五百里,究竟源头在哪里?

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一种矮化文化的潮流,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各地都大办毫无文化品位的“节”。这时,文登却是独辟蹊径,他们尊重老祖宗的文化遗存,决定开发圣经山,连续召开了两次国际研讨会,一时令人瞠目结舌,连东南亚诸国的道长们都要远涉重洋来看看,共产党的县长果真会冒风险,寻找全真道的根吗?两次集会十分成功,为此累得县长吐血,但是《人民日报》报道称,终于被国内外专家共识:圣经山是全真道的唯一发祥地。

全真道创教后,就在胶东传播开来。往东到了荣成,铁槎山成为道教重地,再往东就是大海了;于是全力西行,芝罘有了同室供奉儒、佛、道三祖的太平庵;再往西,迈过了邱长春故里,浩大的滨都宫,在道教音乐声里,八卦舞影婆娑,给招远的黄金文化,涂上了道教的神秘色彩;再往西,到了掖县,造就了全真道的另一个大本营。这条传播带之外的蓬莱,尽管“仙道文化”源远流长,反而与全真道的传播无涉而没有多少遗迹可寻。黄县在这条传播带之外,尽管当代人在拼命鼓噪,但文化不是花了钱就能买老祖宗推磨的,只能成为被全真道遗忘的角落。

这种分布特色为开发提供了合作的必要性,如果蜗居在一地一点上,很难有“系统论”的效果。

第三节

蓄势待发

历史既然对胶东如此厚爱,所以无论是烟台,还是威海,“文化强市”都大有希望。利用地域文化的丰富资源“文化立市”的前景灿烂辉煌。我们已经看到了灿烂的前景。